这些话的含义，已经很清楚，林彪此时已经被选定为接班人。

　　然而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是，此时的林彪明里革命调子比谁唱得都高，暗里却终日研究腐朽的封建权术。从1960年至1964年，林彪和叶群花了大量时间潜心研究宫廷权术。他们请了专家学者，前来讲解历代更替兴衰的过程，特别是开国皇帝、奸雄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注意研究宫廷政变的方式、方法和规律。林彪甚至颇有心得地在家中私下总结：

　　一个权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专诸这样的刺客也是最难最难最难。

　　当然，除研究权术之外，林彪也注意研究一些政治理论书籍，“批林批孔”中说他一贯不看书，不看报，这是违反实际的，当年在林办工作的人员认为那是“四人帮的说法”。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从平时看，他还是一个爱学习爱看书的人，到上海、大连、广州时经常上街逛书市，看到喜欢的书就买。有时新华书店印行的单行本，一次就买三四本。回来以后他认为重要的片段或警句，就用笔划上道道，让内勤剪下来贴在大本上或制成卡片。另外，叶群也注意积累资料卡片，为林彪讲话的需要服务。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写的回忆录《毛家湾纪事》，也记述了林彪讲话一般不要别人代笔，而是自己“拉条子”，诸多耸人听闻的怪论也是他本人的创造。虽然后来看起来荒谬，当时还迷惑了不少人，说明至少还是有些歪才的。

　　正是由于平时有大量的历史知识积累(尽管有不少是阴暗的内容)，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林彪突然跳出来，于5月18日发表了一篇当时有名的讲话。

　　这篇讲话，首先是大搞个人崇拜，用极端的语言说什么：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接着，林彪又大讲了一番“政变经”，说什么“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他在通篇还如数家珍一般地讲了许多古今中外如何搞政变的例子，如何父子相残、兄弟相杀，如何能密谋得逞。

　　此篇“五一八”讲话，可谓党的历史文件中的一篇奇文，会议参加者听了大都惊讶万分，甚至为之心惊。林彪的这篇讲话，遭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内心抵制。因毛泽东不到会，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等其实并不赞同向党内传达这篇奇特的讲话，不过考虑到林彪此时已有特殊地位，因此请示在南方的毛泽东定夺。

　　向不向全党传达林彪“五一八”讲话？毛泽东也有犹豫。不过在当时，这篇“五一八”讲话迎合了长居于外地不回北京的毛泽东警惕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心理，在拖了50多天后，毛泽东尽管也很犹豫，经过考虑还是下定决心，将此讲话批发全党。不过同年7月8日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便说读此讲话后有些不安，并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终日研究古今政变，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比林彪更熟悉历史的毛泽东，对此不能不产生一些隐隐约约的“不安”。不过此时政治上需要林彪，信任占主导地位，毛泽东还是选择他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助手，自然也将他定为自己的副手和接班人。

　　196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会后，其他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对外都不再提，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明确宣布为接班人。

　　多年别有用心地钻营，终于得到了一人之下、亿群众之上的地位，野心实现了很大一部分。不过据林彪当时的警卫秘书(亦有人称卫士长)李文普回忆，林彪开始对担任这一角色并不高兴，李的回忆是：

　　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施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他一到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就赶来看望，和他谈事。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

　　一个长期以阿谀奉承和肉麻吹捧谋取权力的人，一旦被选为第二把手，居然会有这种表现，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不过人的心理往往是很复杂的，林彪出于某些考虑或前车之鉴，出现不详的预感或担忧也并非没有可能。不过从后来的历史事实可以证实，他还是有强烈的权欲，并试图夺取更大的权力，这个唯一的副主席位置并未令他满足，而是刺激起更大的野心。

　　从1966年8月起，过去总自称有重病的林彪参加了8次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一次几小时站立都能坚持下来，而且其他事务也积极异常。他发表了许多煽动性讲话，提出诸多极端性的怪论，而且打倒一大批干部并安插自己的亲信。

　　林彪刚就任党的第二把手的次日，即8月13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林彪便宣布了他的“三罢”政策，威风凛凛又杀气腾腾地宣布：

　　第一条，高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林彪在这天的讲话中，居然还这样解释“文化大革命”：“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

　　1967年1月，全国掀起“夺权”狂潮。当时林彪又这样解释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

　　此时的造反派们，还是热衷于夺党政大权，林彪却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从运动一开始，他便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信，并特别强调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其实，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林彪为了全面抓住军权，便先搞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又诬陷并搞倒了总参谋长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又与陈伯达、江青等人勾结，排斥异己，残害老干部。借助群众运动，有预谋有计划地迫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

　　林彪在不择手段地迫害异己的同时，又把自己的亲信和走卒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门。让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去抓海军，吴法宪抓空军，再加上他的老婆叶群从中串连，结成反党集团并控制了军队的主要机关。

　　1968年春天，发生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的事件，林彪乘机把在广州军区任司令员的老部下黄永胜调来任总参谋长。自己的老婆叶群，则成为联络这些宗派骨干的牵线者。这样，一个以林彪为首、以黄、吴、叶、李、邱5员大将为骨干的集团便得以完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