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委负责人。会议初期的基本精神是纠“左”。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另外，也有不少与会者不愿意多讲缺点，认为纠“左”已经过头，使干部、群众泄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一般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会议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神仙会”，气氛比较宽松；后期“反右倾”，变成一边倒。值得注意的是，在“神仙会”阶段，“秀才”们（当时一般指参与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大都表现出对前段“大跃进”的否定和对继续深入纠“左”的支持。巧合的是，他们大都与某个积极促进“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发生了矛盾。

　　田家英和李井泉

田家英自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办副主任等职。他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官司”在庐山打到了毛泽东那里。

　　早在1959年春，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到四川进行蹲点调查。在新繁县大丰公社近四个月的调查中，田家英掌握了这个所谓“高产丰产”公社虚报产量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指示信（即4月29日党内通知）下达，信中特别提到合理密植和要讲真话两条。这两条所涉及的问题当时在四川普遍存在且争论激烈。但毛泽东的指示信被封锁，四川省没有在县级以下传达。田家英毅然突破封锁，在蹲点公社广播了指示信。

　　这样，大丰公社在密植问题上“另搞一套”的消息迅速传开。在四川省委会议上，因为田家英反对高度密植，和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委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是让田家英所在的公社可以稀一点。

　　上庐山后，田家英把公社浮夸虚报产量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把调查组反映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和过度密植等问题不满的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李井泉的不快，他与田家英发生了争吵。在开小组会时，田家英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等问题时，组长李井泉批评了他，以致讲不下去。最后“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也没有明确判定谁是谁非。

　李锐自1958年初担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庐山会议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在庐山，李锐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矛盾尖锐。
　　据李锐回忆，矛盾在1958年春就开始显露。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柯庆施找到李锐，要李替他写一篇文章，主要意思是教育和文化的“大跃进”、大革命。李锐勉强写了一两千字敷衍，效果不好。此后，柯庆施曾对人说：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5月，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地区计划会议，工交部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聚集上海，帮助华东地区制订1959年的“跃进”计划，李锐代表水利电力部参加。会上，华东地区钢的指标涨到600万吨，而李锐却泼了冷水，认为电力无法保证。柯庆施很不满，多方做工作，李锐仍然坚持己见。之后，李锐还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明按华东地区的计划，全国缺电要在100亿度以上，认为计划没有留有余地。此信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在此次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于7月20日的小组发言中特别提到：华东地区600万吨带头，就想得过高了，远远超过客观可能。这些话应该说是针对华东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的。23日，毛泽东讲话后的两三天里，会议形势急转直下。这期间，柯庆施曾在吃午饭时过来和李锐干杯。李锐大声说：柯老，你是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并转回餐桌不予理会。

　　陈伯达和叶飞

　　陈伯达自1939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他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矛盾所见叙述不多，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著的《我的“文革”岁月》中叙述：“‘大跃进’时期，陈伯达到福建蹲点，以‘钦差大臣’自居，对福建省委指手画脚，乱提意见。叶飞看不惯他的某些做法，顶撞了他，两人发生争执。叶飞直率地说他是‘书生之见’。陈伯达回北京后，向毛泽东告了叶飞一状，但毛泽东没有表态。”

　　对此事的另一种记载是：1959年一二月间，陈伯达回到家乡福建晋江地区，在南安南厅乡满山红大队居住20多天，参加工作组进行蹲点调查。2月26日，他写信并通过福建省委报告中央和毛泽东。信中反映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闽南土地千差万别，农业生产不能一刀切；制订农业生产具体计划应该同群众共同商量决定；晋江地区为提高穷村和山区收入水平，采用挖肉补疮的办法去填补，有平均主义；在解决社员报酬问题上，应使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等。

　　陈伯达的报告中不乏一些正确意见，实际上是晋江地区干部、群众的呼声。这对于毛泽东继续纠“左”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此信发出后不久，福建省委召开了解放以来规模最大的六级干部会议，1.4万名干部出席。会上，叶飞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评，着重检讨公社体制问题。前后对比来看，陈伯达的调查报告与福建省委的检讨是有关联的。

　　在“神仙会”阶段，陈伯达曾两次作长篇发言，批评“大跃进”中的一些弊端。他对福建的工作提出批评，结果和叶飞发生了争论。7月23日后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受到批判，他去福建调查的事也被重新提起。

　　胡乔木和曾希圣

　　胡乔木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矛盾纷争主要表现在对《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的争论上。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多月，通过一个会议纪要性的文件就结束了。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毛泽东原来指定五个人：胡乔木、杨尚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7月13日，毛泽东建议起草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起草出《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据李锐回忆：谭震林和曾希圣是“大跃进”时的带头人，但他俩不是主要起草人。

　　从17日起，在讨论《议定记录》时，一些人有意见，主要集中在胡乔木执笔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上，认为对“大跃进”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表达得不够充分有力，缺点写得很具体，认为这样传下去要泄气，影响计划的完成。《关于形势和任务》中写到的缺点有三条：国民经济的某些比例失调，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作风。

　　曾希圣是起草小组成员，对这一段写法也不满意。他在19日的小组发言中认为，安徽最大缺点是刮了“共产风”。下面干部对于缺点的看法，“好比玻璃上滴了一点墨水，一擦就掉了”。“至于去年工农业比例失调，我不承认。工业、农业不都是增产很多吗？工业内部的比例是有些失调，但是我的看法很乐观，不经过这样的大演习，我们受不到这样的教育。”

　　曾希圣作为起草小组成员，对《议定记录》提出批评，格外引人注目。从他发言中为“共产风”辩护和对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否认看，矛头是指向三条缺点的。

　　由于这时彭德怀的信已经印发出来，20日后讨论的焦点更多集中到彭德怀的信上。这样，胡乔木和曾希圣的纷争初一爆发，未曾展开就转向了。

　　吴冷西和吴芝圃

　　吴冷西虽然没有正式的毛泽东秘书之职，但1956年后经常参与为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跟随毛泽东左右，庐山会议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等职。没有史料反映他在庐山会议上与地方负责人有过什么纷争。不过，会前他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矛盾还是有迹可循的。

　　1958年10月底，吴冷西和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到河南新乡地区蹲点调查。11月5日，两人在专列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吴冷西着重汇报了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修武县委书记对一县一社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有忧虑，担心如果公社实行了全民所有制，灾年会闹饥荒，丰年会因谷贱伤农。毛泽东认同修武县委书记的看法。当他们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要禁止拆散家庭。

　　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11月10日，毛泽东批评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马克思主义“太多”了。此次庐山会议讨论时，毛泽东就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提出批评。后来在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第一次郑州会议对吴芝圃作了批评。

　　从上述看，吴冷西等的汇报，是河南省委负责人在会上遭到批评的重要原因。吴冷西也认为，他们的调查结果对毛泽东不无影响。虽然没有材料表明吴冷西和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有过纷争，但两人就“大跃进”中一些做法存在分歧，并且将这种分歧展现在毛泽东面前，是可以推断的。

　　纷争的缘由

　　应该指出，在庐山上与“秀才”们发生纷争的不只是上述几个地方负责人，还有其他人，矛盾是复杂交错的。不过，上述纷争确实比较激烈，有代表性。那么，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矛盾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秀才”们对“大跃进”及纠“左”的看法跟一些地方负责人存在分歧

　　在“神仙会”阶段，“秀才”们在坚持深入纠“左”方面积极活跃、协调一致，表现出很大能量，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秀才”们坚持纠“左”最主要的活动是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五个“秀才”都参加了起草组，而且承担主要任务。《议定记录》的初稿，系统地对“大跃进”的错误提出了尖锐意见。17日起，小组重编后，重点讨论下发的《议定记录》和彭德怀的信。在开头的两三天里，批评者的矛头针对《议定记录》的多，针对彭德怀的信的反而少。可以说，大约在20日前，《议定记录》成为“秀才”们与维护促进“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矛盾纷争的焦点。

　　“秀才”们另一个坚持纠“左”的表现是对彭德怀、张闻天等表示了支持。据胡乔木回忆：“神仙会”阶段，张闻天曾几次到他和田家英、吴冷西等的住处小坐。他们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比较接近，都主张认真总结“大跃进”的教训，以便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的信印发后，18日，“秀才”们私下谈到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的内容很好，观点跟他们一致。在彭德怀的信受到指责时，“秀才”们则多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19日的小组会上，胡乔木发言为《议定记录》辩护，“他完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但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20日的小组会上，李锐发言说，彭总的信把一些意见提出来作为对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讨论，这种精神是好的。在小组会上有人批评彭德怀时，吴冷西也三次起而为之辩护。两股坚持深入纠“左”的力量有了信息的交流和精神的认同。

　　反观一些地方负责人，特别是1958年热度较高、错误较严重的地方负责人，在庐山会议前期的发言中，认为问题不太大，而且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认为当时的问题是纠“左”泄了干部、群众的气，应该鼓足干劲，继续“跃进”。面对“秀才”们积极主张纠“左”，他们起而反击。田家英判断：另一派的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议定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有人在23日后的批判中把“秀才”们与彭德怀并列，说他们一个鼻孔出气。

　　纷争的一方集中地出现在毛泽东秘书这个范围里，也表明应该注意“秀才”们所具有的特殊身份

　　“秀才”们伴随毛泽东左右，便于了解毛泽东的意图和动向，也有更多机会向毛泽东传递信息，施加影响。“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派秘书到地方上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秘书们提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他的判断。在与地方负责人的纷争中，田家英、李锐、陈伯达采用了写信和送材料的方式，吴冷西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除了接近和影响毛泽东，“秀才”们还利用特殊身份，试图对会议的走向加以影响。田家英曾提议，一是由胡乔木在会下同有关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和部委负责人接触，劝他们也交心，作自我批评。胡乔木做了，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二是由胡乔木把小组会气氛沉闷、谈失误阻力大的情况向杨尚昆反映，请他再向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胡乔木也做了。

　　“秀才”们与闻最高决策的便利和他们的积极活动，给纷争的另一方以压力。也正因为对手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们更是不得不争。毛泽东点破了他们的心态。7月17日，毛泽东谈到双方的“官司”时，对“秀才”们说：他们（各省市区负责人）在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果实的本能。

　　与“秀才”们相对，一些地方负责人也在积极地对毛泽东施加影响。6月29日、7月10日、7月22日，毛泽东同大区负责人进行过重要谈话。特别是在22日的谈话中，一些地方负责人竭力影响毛泽东。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表示不满。他们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三面红旗”、“队伍散了”，这些是毛泽东最为关注的，进言命中要害，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

　　毛泽东的最终态度

　　通过以上对“秀才”们和地方负责人纷争现象作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居于纷争最终裁决者的地位。对毛泽东来说，一方是他身边的人，一方是“大跃进”的倚重力量，在纷争的前期，他没有轻易表态。

　　但是，在庐山这场大的斗争中，随着毛泽东转向批判彭德怀、“反右倾”，也就自然宣判了“秀才”一方的落败。李锐在会上即被淘汰出“秀才”行列，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其余四人也被中央立案审查。毛泽东几次当面批评他们表现不好，方向不对头。在涉及“秀才”与地方负责人的“官司”时，毛泽东明显地偏向后者：“你说人家一些坏话，人家反过来批评你，这是常情。紧张一下有好处，可以反过来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

　　裁决“秀才”落败的结果，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在对待“大跃进”的态度上，和一些地方负责人的共同点更多，“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常规机构中的干部还是他倚重和依靠的力量。左右亲近之人在政治活动中释放的能量、发挥的作用，还远不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他晚年身边的人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