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蛰居于避风避光的阴暗屋子里的林彪，在解放后真正走上政治斗争舞台，是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

　　本来，林彪向中央请了病假，不参加这次会议，不久在毛泽东电召其后上了山。到达会场时，他知道毛泽东同彭德怀闹翻了，马上做了选择。

　　8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判彭德怀，朱德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骄傲”问题，被毛泽东当场批评为“隔靴挠痒”。于是林彪马上发言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此言一语双关，明批彭德怀暗指朱德，引起满座皆惊。

　　接着，林彪一口气给彭德怀扣上5顶帽子——“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

　　这天的会议没有休息，一口气开了7个小时。一向体力欠缺的林彪却要言不烦，句句见血地揪住彭德怀不放。

　　庐山会议的结果，是彭德怀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林彪接任，并成为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此人在这次错误的斗争中，成了最大的赢家。

　　1959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没几天，便独出心裁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

　　接着，林彪又施展了搞“四六句”的本事，发明了“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并让人编辑了《毛主席语录》。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弥漫于全军并影响了全国。

　　1962年1月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又是令毛泽东感动的一次大会讲话。当时“大跃进”的恶果显现，全国出现的大饥荒使干部们意见纷纷。大会召开前，毛泽东便表示在会上要讲话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担主要责任。林彪也表示要在会上讲话，军委办公厅萧向荣主任为他准备了一份很厚的讲话稿送来，林彪看后却说“不用”，自己到会上即席讲话。

　　七千人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并鼓励大家“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矛头所向，已含有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不民主的责难。

　　在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明确讲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一语，已经开始触及“大跃进”的实质性错误。

　　彭真在这次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还异常勇敢地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来。他当时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我说，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泽东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彭真如此率直的讲话，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呼声，已经非常强烈。

　　与到会的同志们纷纷检讨错误的基调相反，林彪突然做了一番歌功颂德的赞歌，为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辩解。这篇即席讲话说：

　　“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按照林彪此说，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居然不是指导路线造成的，而成了执行者“干扰”毛泽东的结果。如果对照一下他自己在“黑笔记”上对“大跃进”和个人崇拜的抨击，更可看出这是一番何等言不由衷的虚伪吹捧奉承之言！

　　在以往，毛泽东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谀奉承。全国解放前后，一些人不止一次地打算提出“毛泽东主义”，都被他制止，而且还禁止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街道，反对为领导人歌功颂德。但是，在“大跃进”遭挫败后，面对责难的毛泽东听到林彪的这番再明显不过的恭维话，却感到很舒服。据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回忆，当时毛泽东便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

　　接着，毛泽东要林彪修订了这篇讲稿，并批示：“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看人首要标准是政治立场，而在极“左”思潮泛滥正引起党内上层多数领导不满时，能有这样一个政治上最积极的支持者，在心目中难免要格外看中。

　　1962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突然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并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特别强调反对修正主义。随后，他一再批评了刘少奇等一线的领导人，而对林彪的信任和欣赏，与林彪肉麻的吹捧和恭维的发展又形成了正比。

　　1963年至1964年间，正是毛泽东亲自组织的“反修大战”进入高潮时，为了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特别着意培养接班人。此时对林彪的称赞，又越来越多。

　　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提出：“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翌年2月又提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后来公开发表这条语录时，将二者合在一起，前后顺序也改变了)。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