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步入白鹿洞书院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数十棵苍翠欲滴、铁臂虬枝、针叶灿然、高达数十米、树干需几人合围的古松。抬头凝望，顿时令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庄严。

     这数十棵苍松的树龄，均在千年以上。它们是真正与白鹿洞书院同经风雨、共度沧桑的伴侣。在平淡中辛勤地编织着锦绣，以无比的生命力，孕育出一种丰富的想象和无边的创造，展示着一种无以言说的斯文，一种不火爆、不壮烈的神圣，蕴藏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精魂。同时，它还向人们诉说蜷曲的岁月在这里塑造了一种崇高，兼容着优雅肃穆、礼性修养和风貌气韵，构筑了一座为世代景仰的神圣祭坛。

     当人们在白鹿洞书院凭吊祭祀的时候，睹院思贤，一定会联想起朱熹。白鹿洞书院因朱熹而流传千古，朱熹也因白鹿洞书院为他的事业有成作了奠基。

     宋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以秘书郎授知南康军事的身份来到星子县。他到任伊始，便接二连三地张榜、行牒，反复申明，凡知白鹿书馆实情者，“不拘早晚，赴军衙门诉说，切待并行审实措置施行”。同年秋天，朱熹“考按图经”，查阅资料，不顾道路崎岖前往遗址踏勘。

     他来到白鹿洞，环视这里的地理环境，深深为李渤超人的眼光所倾倒:卓尔山与左翼山两山合抱，形成一个圆形，将一块平地围在当中，恰似一个硕大的绿色圆盆，仰天而置。一条清澈见底的贯道溪，穿“盆底”而过，正如李渤在他的著作《真系》中所描绘的那样:“溪由洞底而过，若阴阳鱼中线，地生灵气焉。”朱熹感喟，这真是个“无市井之喧，有山泉之胜”读书讲学的好地方。难怪李渤、李涉兄弟选此地“隐居理道”，并驯养了一只“慰情聊胜”的“神鹿”为伴。但他兄弟二人谁也没有想到，这只“神鹿”若干年后，竟为这里定了名，并成为千余年来人们顶礼膜拜的图腾。

     追怀历史，南唐李氏朝廷曾在这里“引流植木，建台筑榭”，创建中国高等学府——庐山国学。这比曾被确认为世界最早的埃及爱哈大学还早半个多世纪。“庐山国学”自皇祐末被毁，到朱熹来到这里，正好125年。朱熹为寻觅到这块先贤圣地而欣喜，也为这里“荒凉废坏无复栋宇”而喟叹，决心继往开来，修复书院。

     他一方面令军学教授杨大法、星子县令王仲杰等筹措修复之事。另一方面具状呈报朝廷，情真意切地阐述了三条修复白鹿洞书院的理由及振兴设想一是这里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有浪石之胜，无市井之喧，是一个难寻的讲学、著书的好地方；二是白鹿洞书院是庐山唯一的“儒生旧馆”，而庐山的佛寺道观以百十计，没有一处“坏而不兴葺”的，唯独这一个教化人的书院不得修葺，这不能不说是“吾道之衰”的表现和对“敦化育人”的轻视；三是白鹿洞书院有前朝“名贤之迹”，又“具国典”，此等“神圣遗意”，不容“湮没”。遗憾的是，他虽然说得如此天经地义，但未及时得到朝廷的支持，相反还引来讥笑和讽刺。朱熹面对冷嘲热讽，继续沉思与勾划憧憬，毅然登上了修复白鹿洞书院的行程。

     “废坏殆且百年”的白鹿洞书院，满目苍凉，原有的房舍均已倒塌，学田散失，文书典籍皆毁。朱熹以一个哲人的气质、才华和朴实，惨淡经营，于淳熙七年七月，终于修复了礼圣殿、明伦堂、文会堂、厢房、延宾馆等馆舍20余间。为避“标榜于天下”之嫌，他将这20余间房舍修得很小，故称“小屋”，仅供讲学和生徒居住之用。这些“小屋”的落成，显得那么雅致与安详，足以停驻一颗颗独立的灵魂。朱熹对此十分欣慰，在举行落成典礼时，他情不自禁地吟出:“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来赞叹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其得意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书院的房舍，已初具规模。朱熹立即意识到，亦须狠抓“软件”建设。于是，他向“本路诸司及四方贤士大夫”发函，征求“江西诸郡文字”和其它经籍。收到文献、经籍后，亲作跋语，“刻之金石，以示久远”。与此同时，他还为书院措置拨买学田870余亩，并“标签界址”。还为书院撰写了《招举人入书院状》。选拔、聘请书院“堂长”。尤为重要的是，他为书院制定了极其完备的学规，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刻碑立堂，以备生徒“朝暮自省”。

     《白鹿洞书院揭示》，亦称教规、学规。这是朱熹对书院教育的指导方针。他在《揭示》的跋语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揭示》的卓越在于它将教学要求、学术研究、学习方法、文化人格的建设融为一体，它不但是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而且是国际文化与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

     日本冈上县井原市兴让馆，自1852年创办以来，始终把《揭示》作为办学的灵魂，并潜移默化地融入师生的精神世界。1988年正值丹桂飘香的季节，他们组团来白鹿洞书院“谒宗祭祖”，肃立在那棵溢金泻香的桂花树前，凝视着“紫阳手植丹桂”石碑，齐声背诵《揭示》，那崇敬、那虔诚，散发出一种传之久远、包容精博的神圣，在这青峰秀峦间缓缓地舒展。

     朱熹一贯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的学业，思想乃至品德修养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在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对周围环境进行了精心规划和整治。他探访名胜古迹，寻觅佳石秀水，勒石题字以志胜，如在贯道溪中的崖石上就题刻了“白鹿洞”、“隐处”、“枕流”、“钓台”、“漱石”、“流杯池”等，创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使这里真正是“泉声松韵点点文心，白石寒云头头是道”。这既有助于涵养气质，陶冶性情，又能启迪文思，培养人才。至此使湮没沉寂百年的白鹿洞书院又变为名胜之区而誉满天下。

     由于朱熹的精心谋划，在其三年任满之前，白鹿洞书院已完全恢复，成为一所兼有文化传播和学术研究的高等学府，受到宋王朝的格外青睐。在朱熹离开白鹿洞书院后的淳熙八年(1181年)，他受到宋孝宗的召见。在延和殿上，他向宗宋孝报告了白鹿洞书院的修复情况，请求赐书、赐额，得到了孝宗的御赐，为白鹿洞书院赢得了很高的荣誉。白鹿洞书院因此立即动工兴建了朱子祠和御书阁等建筑。宋孝宗首开先河，清代康熙皇帝玄烨也亲书“学达性天”匾额，遣官送抵书院悬挂。同时还颁送了《十三经》、《二十一史》、《渊鉴古文》、《朱子全书》等珍贵图书，藏于御书阁内。历代帝王的这些“盛举”，为白鹿洞书院增色不少。

     朱熹在复兴的白鹿洞书院的三年中，始终将“理学”的传递、教学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他所制订的学规、堂训，几乎都从道德修养出发，以规范行为为准则，最终着眼于如何造就一个品行端庄的人。事实上他所讲授的经、史、文学也多以“理学”的建设为终结。正如美国现代理学研究大师陈荣捷先生说的那样:“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不在‘集’，而在‘成’。”因此，山青水秀、书声朗朗的书院，也就成了“理学”的冶炼所、锻造理学的基地。

     随着白鹿洞书院名胜的形成和文化含量的提高，吸引着海内最高水准的学者陆九渊、王阳明、李梦阳……来这里讲学:宋淳熙八年，陆九渊来此讲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轰动当时。在此期间，朱、陆二人还屡屡就“义利之辨”这个既古老又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进行争辩。各自都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理学”意义上的人和人性的秘密，掀起了道道波澜。这里不仅是李璟、李煜两位君王的发迹之地，而且还停驻过黄干、江万里等数以千计名人。名人与学者的参与，使白鹿洞书院获得了一种广博精深的厚实。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白鹿书院的精魂所在、魅力所在。

     “居高声自远。”1982年7月，世界各国景仰朱熹的名人学者，云集檀香山，研讨和求索朱子学术思想的深邃和精微。我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睹此盛况，即席赋诗一首:

白鹿薪传一代宗，

流行直到海之东。

何期千载檀香月，

也照匡庐洞里风。诵毕，举座感慨万千，日本学者成中奠和立即和诗一首:

白鹿讲坛理所宗，

求仁知和西学东。

檀山新月温旧知，

化育天下同此风。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如点点灵犀、缕缕心香，震撼着与会者的心弦，激起人们对朱熹的怀念和对白鹿洞书院的向往。

     伫立书院内，徐徐的清风迎面拂来，四周的山峦上蒸腾着薄薄岚气，礼圣殿、礼圣门、御书阁、宗儒祠、朱子祠、思贤台、先贤祠、延宾馆、枕流桥、独对亭……古色古香的建筑，造型稳重，错落有致地坐落在苍松葱茏之中，它极严格地按照我国封建社会宫殿布局的要求，进行规划兴建，主要建筑体均衡对称地安置在中轴线上。如果将此建筑群比做“凝固的乐章”，那么，其中的台、堂、阁、殿，就是这部乐章中的华彩乐段，充分抒展着一个绵延数百年的主题。凝眸静观书院内那文采纷呈的匾额对联，那数以百计理念化的古碑，那疏密有致的嘉木芳卉，那浓郁肃穆的文化氛围，那一泉一石引起的联想与追思，无不透露着“理学”的气息。令人感到一种历史的宽容、历史的气度、历史的辽阔、历史的浩瀚，从而潜心去追逐心灵超越的唯美境界。

     白鹿洞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四朝，虽屡兴屡废，但再未出现过长期的“倾废”景况。白鹿洞书院在近20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生员，多时达500余人，最少时也二、三十人，被史学家评为“与庐山、彭蠡屹峙三不朽”。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同。”朱熹正是以他的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创造了白鹿洞书院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