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陶渊明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庐山，苍润高峻，溪径通幽。大自然的造化孕育了它美如诗画般的意境。这意境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感悟，见之于文，飨之于众。东晋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位采庐山自然灵气于笔端，开中国田园诗先河的伟大诗人。
公元365年陶渊明诞生于庐山脚下一没落的官宦家庭。虽然陶渊明曾祖陶侃也曾权倾朝野，显赫一时，但历经晋末动乱、官场倾轧，到陶渊明父亲陶逸时，已是家境日衰。少年陶渊明颇为不幸，八九岁时，父亲因病离他而去，后来诗人在“自祭文”中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络冬陈。”表明了少时缺衣少粮的困苦窘状。不过，曾官至太守的父亲，其仁德慈爱，虚止恬淡，身涉仕途，得官不喜，失官不恼，心胸豁达的生活态度，在陶渊明幼小的心灵中，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曾怀“大济苍生”之志，后来陶渊明虽也五进仕门，却都因“有志不获聘”，自己又难以曲意奉迎，而挂印归隐。壮志难酬的陶渊明，并不因仕途不畅而愁眉不展。官场的几次出入，使陶渊明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充满污浊和诈伪的官场，与自己淳真的禀性不可相融。“云无意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一直眷恋着庐山的奇峰异水。数离仕门，均择庐山而隐。待41岁彭泽令任上，因“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儿”，坚辞不出，终隐庐山。陶渊明初隐“上京”，即现在星子县白麓乡的玉京山鹿磨盘岭附近。这里背依庐山，面向鄱阳湖。既可赏群峰嵯峨，又能观平湖浩渺，有良田可劳作，通舟楫之便利。诗人卸去官场的厌倦，“六载去还归”，面对阔别多日的故乡，和爱妻把酒、儿女绕膝的动人情景，感慨万分。一首《归去来兮辞》坦露回家的温馨。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陶渊明刚归隐回家时，家境尚可，农事只是偶而为之，他主要是想通过劳作来体味一种诗情般的生活乐趣。归隐后的第二年春夏之际，陶渊明写了著名的《归田园居五首》，“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离开龌龊的宦海，回到村夫野老之间，使诗人有一种鸟离樊笼的喜悦。清新的生活、质朴的环境，不时激起诗人发自内心的咏叹:
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田园中普通而和谐的气息，透着一股愉悦的安详与静谧，使诗人获得了一种主观心境与客观自然融洽相通的绝妙感受。
归田后的第三年夏天，因失火而家宇殆尽，陶渊明不得已举家迁往“南村”，即现在庐山温泉工人疗养院附近。此后，除了一家衣食，还要为住房而奔忙，诗人不得不更加辛苦地劳作。“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稿》诗中，诗人阐明了自己对不劳而获的鄙视和主张“自食其力”的劳动价值观。田间的劳作，使诗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同普通百姓交流，在体验农事艰辛的同时，加深了同乡野村夫的感情。“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劳作之余，在濯缨池洗一洗身上的泥土，同乡亲们一起息坐屋檐下，沽一口家酿米酒，是何等惬意。“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陶渊明仁德求真的处世哲学，使他与邻里之间亲和无碍。每遇农闲，则串门互坐，笑谈不疲。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归隐后的劳作虽然辛苦，日子亦显拮据，但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却丰富多彩，读书赋诗，怡然自得。现今传世的130余首诗文，绝大多数都是诗人隐居庐山时创作的。虽然其中纯粹的田园诗只30余首，但在其它作品中，无论是散文还是词赋韵文，无不渗透着浓郁的田园气息。陶渊明的诗文是用纯朴的笔触，捕捉田园美的神韵。创造了一种“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艺术风格。田园景色成为文学题材早在《诗经》中便出现过。但只是偶有所抒，未成一系。后来，汉乐府中也时有村野耕织之韵，但仍是处于陪衬地位。陶渊明生活在田野，他热爱生活，生活中的每个环节，在诗人的眼里都充满着诗意。中国诗文中一种崭新的田园风格，就是伴随着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过程蔚然成派的。
诗人嗜酒，酒助诗兴，以致于白居易说陶渊明的诗文是“篇篇劝我饮”。离陶渊明居住的南村约1公里路的山洞中，有一巨石横卧，截流山溪，人称“醉石”。石高约3米，宽4米，平滑如桌面，可坐近10人，仄斜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史》载:“先生弃官归，亦常往来庐山中，醉辄卧石上，其石至今有耳迹及吐痕焉。”岁月无情，久经风雨侵蚀，酒痕已在依稀朦胧之中。石上刻有明代诗人郭波澄的一首《醉石》诗:
渊明醉此石，石亦醉渊明。
干载无人会，山高风月清。
石上醉痕在，石下醒泉深。
泉石晋时有，悠悠知我心。
五柳今何处，孤松独还青。
若非当日醉，尘梦几人醒。
此前，宋代大学者朱熹也曾慕名至此，勒“归去来馆”四字，以寄托对陶渊明的崇敬之情。陶渊明对酒有自己的观点。他在《九日闲居》中指出:“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诗人饮酒，多是发生在激烈思考之时。“醉石”并非有特别招人喜爱的外观，诗人常醉卧于此，大概是看中它“中流砥柱”的独到位置。诗人归隐，并不能完全淹没自己曾萌生的“大济苍生”的抱负。每至酒兴，沉积于心理的念头会变得活跃起来，将诗人推向一个矛盾心理的顶峰。不过，每当醉意消退，执着于村野清净的思绪，又会重新占据诗人的心境。菊如竹、如松，均是寓意贞洁脱俗，诗人将菊和酒而饮，为的是追求一种不与浊世合污的气节。“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让诗人陷入迷茫，诗中道出了陶渊明宁醉而不忍看污浊现实的一种清高又略显颓废的心态。
诗人不满时政，却并不佯狂于生活。他辞官归隐，并非遁迹山林。正如诗人自己所言:“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归隐也不必漠然于世。热爱自然，珍视生命，是诗人的执着。对生活他顺从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人好交贤士，不避官民。其中与陶渊明交往甚密的有刘遗民、周续之、释慧远、陆修静等。刘遗民，本名程之，字仲思，曾为柴桑令，后隐庐山西林，更号遗民，意为前朝人民，表达对刘宋代晋的不满。陶渊明作有《和刘柴桑》、《酬刘柴桑》二诗，说明他们交往中曾互有诗作和对。周续之是个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江苏徐州人，因避战乱而隐庐山。陶渊明“内儒而外道”，所以与周续之共同语言颇多。虽周续之后重人仕途，陶渊明仍视其为挚友。后人将陶渊明、刘遗民、周续之合称“浔阳三隐”。慧远仰慕渊明淡泊、自然的个性，学富五车的才智，破戒酒之规以邀渊明人社。但陶渊明顺应自然的人生观难以附会慧远的“体神人化、落影离形”轮回说，并作《形影神》三首以驳斥慧远《万佛影铭》的神不灭观点。虽处世哲学不同，但并不影响慧远与渊明之间的相互倾慕。陶渊明还是时常与筑庐金轮峰下的陆修静同往东林寺，笑谈今古，互释迷津。至今，民间仍盛传的“虎溪三笑”，讲的就是他们交谈达到忘情境界的故事。
陶渊明并不以为只有终日踏足山林，才能体味自然美趣。诗人多是从远处眺望庐山，欣赏峰峦叠翠、云遮雾锁的整体美，所以，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极少有专门言及庐山的一溪涧或一丛林的。不过，康王谷却是一例外。
陶渊明每次从“南村”前往东林寺时，都要途经一“溪口”，即今之“观口”。从大汉阳峰沿康王谷涓涓而下的细流，到“溪口”已经汇成一条宽达40米，深达3米的小河。行人过此，须借助小船而渡。有一次，陶渊明忽生一念，想藉舟逆流而上，去看看康王谷。康王谷，又名庐山垅。《南康志》中说:“康王者，楚怀王之子熊绎也。秦灭楚时，王避难谷中，秦将王翦追之急，天忽下大风雨，王翦人马不能前，康王得脱，遂隐居谷中不出”，康王谷因此而得名。陶渊明在船夫的帮助下慢慢前行，迎面高山像屏风一样挡住去路。进入谷中，水流湍急，不得已弃船登岸。再前行约1.5公里，突然眼前豁然开朗，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见田畴整齐，屋舍俨然，鸡鸣狗吠，炊烟袅袅，一片祥和与宁静。诗人内心为之一震，好一派世外风光!沿溪岸继续前行，两岸桃花灿烂，桑竹吐嫩，溪间鱼游虾嬉，令诗人如醉如痴，如此乱世间，还有这样一方乐土，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理想之地。回到家中，诗人夜不能寐，沽酒微醉，欣然命笔，一幅真实而又迷离的绚丽图画，在《桃花源诗并记》中被勾勒出来。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理想的渴望融入其间。《桃花源诗并记》标志着陶渊明思想发展的最高峰，成为其田园诗的代表之作。在文中，诗人自喻“渔人”，托之以自许“大智若愚”。智者，能够认识到自然的法则，懂得生命的真谛。“高尚士”难以发现通往理想的大门，是诗人对热衷于讲佛念经者的嘲讽。至于如“太守”一类依苛捐杂税，鱼肉百姓的官吏，更是“遂迷不复得路”。诗人对黑暗现实的鞭挞和对平等社会的向往，透过笔锋，注入字里行间。
公元427年十一月，陶渊明在穷困潦倒中，走完了他苦涩而富有诗意的一生，但他对人类美好社会的向往和所开创的田园诗风格，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诗作也远播海外，陶渊明也成为外国人心目中，中国古代文人的杰出代表。庐山西麓面阳山下一座长形拱顶砖石结构的墓塚内，就长眠着这位名垂千古的伟大诗人。墓碑横额上镌有“清风高节”四个大字，这确实系诗人一生的真实写照。陶渊明是庐山历史文化中最精彩的一笔，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