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敷浅原出于《禹贡》，其名最古。考《书经》注疏及《汉书·地理志》，皆以为即豫章历陵县博易山，又《水经》云敷浅原在豫章历陵县西，彭蠡泽在豫章彭泽县北。《一统志》云博易山，古文谓敷浅原也，根盘三十里，为德安一邑之镇。准此三说，则敷浅原似非庐山矣。然考德安之博易山，甚小而卑，不足当匡庐之什一。今观《禹贡》所载，言水则江、淮、河、汉、济、泗、彭蠡、震泽，言山则太行、王屋、碣石、太华、岍、歧、岷、衡，皆名山大川为九州疏导所攸系。兹言导南条、江汉之水为浚江，水之经始、不应舍其大者，言其细者。窃以大禹之时距洪荒未远，豫章诸郡之山川，未有定名，言敷浅原者即《蔡传》所云岷山之脉，其南一支度桂岭，北径袁筠之地，连延过九江诸山之总名耳。谓庐阜一带并博易诸山皆敷浅原则可，谓敷浅原之非庐山则不可。《蔡传》以庐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当纪志，是明以庐阜为敷浅原，只因无可考据，传疑未传信也。按《南康旧志》：“山南紫霄峰有，敷浅原，三大字，未详何时剿石”；王忠文袆《六老堂记》：“庐山，《禹贡》所谓敷浅原也”；李梦阳《瀑布赋》：“溯敷原之上疆”，其说固非无据者。至郑端简晓古言遂确然以敷浅原为庐阜，而云间夏允彝合注又引大禹治水刻石为证，而深辩汉唐注疏之非。余于是编之志舆地，因详载经文传注并诸家之说，以为庐阜最古之名出于《禹贡》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