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完成者。明清两代编纂教育天下后世的书籍，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无一不与朱熹的思想及著作有关。他的学说影响了后世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在儒教学者的心目中，朱熹是一位地位仅次于孔、孟的夫子。

　　朱熹字元晦，江西婺源县人。他于十九岁中进士后，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等地做过十年的地方官。南宋淳熙5年（１１７８）冬，他重建庐山白鹿洞书院，聚徒讲学，传播文化，教育士子，是他一生中振兴理学，开创和健全书院制度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书院是我国古代传播文化、培养学子、交流学术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在战乱之后，国家兴办的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的情况下，由私家起而兴办的乡里之学，也是各派学者在民间自由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

 

　　早在唐代九江就出现了书院的最初形态。民间讲学授徒，传播文化的活动已相当活跃。白鹿洞原是唐代李渤读书的地方。唐代末年，兵荒马乱，官学废坏，到庐山隐居、避难的读书人，常到白鹿洞研讨学问，交流心得。南唐昇元年间（９３７～９４２）开始在白鹿洞“建学置田”，正式称为“庐山国学”。这是庐山第一所学校。

 

　　北宋在统一大部分国土后，乱世渐平，文风日起，学子士人纷纷要求就学。但政府无暇顾及，开国后８０余年未兴办学校，于是“儒者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学，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庐山国学乃改称为白鹿洞书院。但到宋真宗（９９８～１０２２）执政以后，又大力提倡科举，发展官学，制订了不入官学不能应举的政策，书院又逐渐衰落下来。但白鹿洞书院还在勉强支持。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烽烟四起，庐山的建筑罹于兵火，白鹿洞书院也“屋宇不存”、“基地埋没”、“莽为荆榛”、“荒凉废怀”。白鹿洞书院获得新生和兴旺，除了南宋偏安一隅，社会经济相对稳定以外，与朱熹的有志于振兴教育事业，为恢复书院所作的种种努力有很大关系。

 

　　南宋淳熙６年（１１７９），朱熹被任命为南康军，他考察了白鹿洞书院遗址，发现这里已是一片野草丛生、瓦砾成堆的废墟。他感慨万分，决定加以修复。他一面分派人筹措兴复诸事，同时又将自己有关修复书院的种种设想奏告朝廷。

 

　　当时，南宋朝廷对金兵南下惊惶始定，财政困难尚多，对教育事业无余力顾及，何况南康军已有三所官校，不必为修复书院烦费。但朱熹认为，白鹿洞这个地方“山川环合，草木秀润，真闲燕讲学之区。”他力排众议，一再上本朝廷，坚持重建白鹿洞书院，理由有二：一是宋朝开国以来，朝廷就十分重视白鹿洞书院的建设，书院对于传播文化、教育士人、巩固统治，贡献很大，因此，重建书院，“理不可废”；二是强调在庐山境内佛寺道观“以百十所计”，其毁坏无不兴葺。如果只修寺观，不修儒馆，只闻钟鼓之声，不闻弦歌之声，就太不重视文化教育了。他在呈报朝廷的《白鹿洞牒》中恳切地说：“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既是前朝名贤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给赐经书，所以教养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于世。”由于朱熹的一再请求，宋教宗终于批准重建白鹿洞书院。书院落成之日，朱熹高兴地饮酒赋诗：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前贤听鹿鸣。

　　　　　　　　　三爵何妨奠萍藻，一编讵敢议明诚。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无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淳熙６年至８年（１１７９～１１８１）朱熹任南康军期间，为兴复白鹿洞书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重建院宇。尽管南康正遭旱灾，财政困难，还是集资筹款建起屋宇２０余间。

　　（二）筹措院田。朱熹筹集了一部分资金购置学田，认为这是维持书院的“久远之计”。

　　（三）聚书。朱熹曾发文各地征集图书。并将一部分诗、贴或模写，或重书入石。

　　（四）立师。朱熹从外地延请名儒掌教未果，只得自煎洞主，自为导师，亲自讲学，同时还邀请几个朱门弟子执教。

　　（五）聚徒。朱熹发榜招生，远近诸生闻风而至。与朱熹有书信联系的门人有２００多人。

　　（六）订学规。朱熹在总结前人办学所订规制和禅林清规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为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这一教育方针当时为全国书院普遍遵行，至今仍为中外教育家所重视和研究。

　　（七）立课程。朱熹将《四书》作为生徒的基本课程，同时也要学习《五经》等书以及古代诗文。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包括“升堂讲学”、“互相切磋”、“质疑问难”、“展礼”等，而以学徒认真读书、自行理会为主要形式。朱熹对学生读书方法有许多精辟的指导，后概括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看学用力”、“居敬持志”。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每有闲暇而与学生优游于山石林泉之间，寓讲解、启迪、点化于其中。正因此，朱熹在书院周围修建了许多供游息赏景的亭榭，开凿了许多风景点，让师生把修身、讲学与适当的休息和旅游结合起来，活跃文娱生活，增进身心健康，认为这是造就德才的良好途径。

 

　　正当朱熹忙于书院的讲学和建制工作时，南宋理学另一大学派的首领陆象生（九渊）带着他的徒友从金陵来到南康访问朱熹。淳熙３年（１１７６），他俩曾在鹅湖之会上就“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问题开展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谁也未能说服谁。这次，陆和渊来访，朱熹分外高兴，与他泛舟落星湖，共游康王谷，并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述了《孟子》中“义利”一章。陆九渊对孔子所提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了淋漓尽致的阐述和发挥。课堂上学生“至有流涕者”。朱熹认为陆九渊所讲“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并请求陆九渊手书其讲义，聘人刻于石上，表示永久为后人所遵循。体现了朱熹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和他所倡导的书院内外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