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1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上庐山，下榻在他庐山新建的别墅“鹿野山房”。这座别墅是在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同一年------1932年8月兴建。林森选择在著名古寺黄龙寺附近建房，颇合古人“朝隐”之意。别墅之名来自黄龙寺内的一处匾额“鹿野禅林” ，由此折射出林森“中心边缘化”的处境，也隐隐流露出别墅主人将一切看淡的心境。(贺伟著《会讲故事的庐山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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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资料图片）
林森（1868年1月18日—1943年8月1日），原名林天波，字子超，号长仁，自号青芝老人，别署百洞山人、虎洞老樵、啸余庐主人。福建省闽侯县尚干镇人。1898年赴台湾加入兴中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他于23日在九江响应起义，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此后又担任过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等职。
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接着又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重要人物。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本应各派系团结一致、共抗外侮。但在1931年11月国民党四大召开之际，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三派势力却开始了权力斗争。胡汉民和汪精卫暂时联合起来倒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也只好“以退为进”，宣布下野。
据陈铭枢回忆，当蒋介石下野时，曾有意“将以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但陈向蒋推荐了林森：当蒋决定下野时，曾约我到他的书斋密谈。他向我提出建议国府主席一职畀于右任。我并未察觉他早已属意于于，以为只是偶尔论及，固说：“于先生固然好，但还有一位更好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呢？此人既有清望，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完全符合粤方所提出的主席标准——年高德劭。”蒋急问：“是谁？”我答：“林子超”。他听了恍然若有所悟似地说：“林一向爱清闲，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我说：“可以劝驾。”蒋立即写了一封亲笔函致林，交我面递。林因事出意外，开始尚有顾虑，经过劝说，他答应了。
林森在《就职通电》中曾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他深知自己所处位置之艰难，只好表示国民政府面临内外交困之时，奋力苦撑危局。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林森当上国府主席后，就很有一些“无为而治”的色彩。本来1931年6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关于“国民政府主席”的内容规定“国府主席对内外代表国民政府；国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副司令及直隶于国民政府之各院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之。”国民政府主席是总揽政权、军权，位高权重的位置。但是，1931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央政治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也就是说，林森出任的是明文规定没有实际权力的国家元首。对于这个虚位，林森亦能安然处之。
有不少纪念文章都记述林森有“三好”和“三不”：即好佛、好古玩、好客；不再娶、不治私产、不杀生而素食。这也许说明了林森在“无为而治”的作风下对待生活的情怀。
胡适于1934年评价说：“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如果他不甘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那么，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府院之争’一幕戏，还是不容易避免的，我们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就可以明白林主席的谦退无为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
林森之所以面对派系之争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应该说在当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修养，更是他“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的心态使然。当时的中国，外敌环伺，内部各派系相互倾轧，对于一个有职无权的国府主席来说，少一些派系纷争，就是多一分抗战的力量。他曾对亲友说：“你要知道，我的地位，譬如神龛中的神主，受人敬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与家宅之安康；若一旦神主‘显灵’，则举室彷徨，怪异百出。其所造成阢隍不安之现象，有非另灵异暂短时期所能补救。故神主千万不可‘显灵’。”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人描述过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时林森在街上与市民接触的情景：
那时洛阳市上，常见这位老人，长髯飘拂，着黑大氅，不带随从，散步街头，随时和民众接近，询问民间疾苦。
有一次，他亲自去商店购买汽油，跟商人讨价还价。他说：“国府日常所付汽油价钱不少，所以顺便亲自向商家查询藉知究竟。”他有个同乡在河南大学任教，一日薄暮，有个长髯老人，入室呼名。恰巧这教授不在，家里人应见如仪。老人落座小憩，临行留下名片说：“没有事，我散步过此，听说你们在这里，顺便瞧瞧”。这家人一看，赫然元首也，再想请他小坐奉茶时，他已离开了。
作为国家元首，林森喜欢轻车简从，除司机外，一般不带随身侍从。有一次，林森出席一个重要的集会，他的座车路经一个路口，因车上未挂通行证，前座没有马弁和随从，汽车看起来又很破旧，警卫人员伸手予以拦阻，不许前进。林森平时就很讨厌官员以貌取人，这时他把手杖伸出车外，轻轻在警卫人员身上点了一下，以示提醒。警卫又仔细观察，才看到车里坐的是林森，于是马上敬礼放行。
在日常出行时，他经常随意停下车来，自己一个人走下车与旁边的人闲谈；有时一个人走在街头，与市民聊天，或者在田间地头与农民拉话，了解民情民意，那些与他说过话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个长须飘飘、说话和蔼的老人家就是当时的国家元首。
林森的这种“无为而治”的官场态度，使得他当了国府主席后，在客观上也把自己架空成了一个“花瓶”，新闻界对这一点攻击尤甚。但林森不改初衷，仍严格约束自己和手下，如洛阳警备司令陈继承来拜访，林森拒绝接见说：“以后武官直接去见蒋，文官去见汪，不必到我这里来啦。”一个熟人找林森要个职务，林森说：“用人要经过人事部门，不要找我。”
林森的族侄兼秘书林履明回忆说：“林森是信佛的，但他并不注重形式。我在数十年中，经常去他寓所，从未见到他焚香拜佛，倒是常见他闭目养神，一如老僧入定那样，口中念念有词，却从未听到他出声念佛，也没有见到林森讲论佛道。林森在庐山避暑，住在一幢普通的房子内，屋内苍蝇甚多，林森总是手持蝇拍，一拍一拍地打死许多苍蝇。我想林森肯定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否则岂能轻易杀生。”这个例子多少能展示出一些林森的内心世界。
尽管林森在权力场上抱着与世无争的态度，但从一些小事上人们还是能够发现他对蒋介石的轻视与不恭。曾有一次，正在散步的林森遇到了前呼后拥缓缓而来的蒋介石。林森远远见到蒋介石过来，马上似无意间转过身，把目光落在道旁的小庙的古董摊上，赏玩起了古董，对蒋介石并不迎接或避让，直到蒋介石讪讪地走过来向他致意：“主席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返回南京，众人争着向蒋介石致意，非常肉麻地嘘寒问暖，林森则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蒋介石看到后，马上走上前说：有累主席受惊了。林森对秘书很不屑地说：明明是他受了惊，怎么反倒是我受惊了，他这是做给人看的。
在中国对外的问题上也可以看出林森的严肃。1941年12月9日林森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法西斯轴心国宣战。此后他为了争取中国的主权，致力于废除与美、英等国的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中美、中英新约签署，林森不胜欣喜，曾特邀宋庆龄、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合影，以志纪念。
1943年5月12日林森从林园家里坐车进城，去接受加拿大驻华大使呈递的国书。在途中与一辆美国卡车相撞，林森当场受伤被送进医院，经抢救无效，于1943年8月1日在重庆一所医院去世。林森一生没有子女，他养子亦在抗战中牺牲。他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死后亦无人为他披麻戴孝，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并将他安葬于重庆歌乐山双河桥的陵园内。由于林森一贯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尊敬。林森去世后，中共中央致唁电说：“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
（据《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