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人文圣山（五）：诰封

第五集 解说词
诰封
撰文/吴葆俭　于鹏　田岷　刘俊宇　樊小飞

【今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黄宗羲《原君》】

　　642年前，一位名叫朱元璋的孤儿登上帝国之巅，他的生前身后，人们至今还在争议，然而，自他开创的明帝国始，庐山成为赫赫皇家之山，这座名山的政治篇章便拉开了序幕。
　　明代以前，庐山已经家喻户晓，在中国人心目中，那里是活动的画境，现世的桃源，外边的一切纷扰，杀戮，离乱，都被隔绝在松涛之外。

　　朱陈大战鄱湖
　　公元1275年，身处大都的蒙古大汗忽必烈接到前线捷报，南宋江州失守，蒙古铁骑驰骋庐山之麓，这是这座长江南岸的山岳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
　　在元朝的社会等级划分中，这里的居民被称作南人，属于最低贱的种群，在异族统治者眼中，他们与牛马无异。南人每20家被编为一甲，身为甲长的蒙古人，拥有对他们生命、财物、妻女肉体的绝对支配权。
　　在庐山余脉的黄岩鼓子寨，残存着600年前的营垒遗迹。元末，邢万户，张野鸡两名庐山脚下的山民率众扯起反旗，聚啸于此。
　　当时的中国南方，不甘屈辱压迫，揭竿而起的民间武装无法计数，经过数年征战，庐山脚下的九江城成为两支农民武装争夺的焦点地区。
　　控制长江中游的陈友谅，以及来自江淮地区的朱元璋，此时已渐成皇位的有力争夺者，经过一系列拉锯战，朱陈两大势力在九江对峙。
　　庐山脚下的这座江边古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363年初秋，朱元璋，陈友谅倾巢而出，会战于此，谁是王侯，谁是草寇，血战过后自见分晓。
　　鄱阳湖大桥下面，是长江和鄱阳湖交汇的所在，1363年7月初六，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鄱阳湖水战就在此拉开序幕。朱陈双方投入约80万兵力，经过37天鏖战，人数占劣势的朱元璋水军，利用古老的火攻战术，彻底歼灭了陈友谅主力部队，清除了权力顶峰途中最大障碍。
　　1392年，鄱阳湖和庐山又回归了平静，这时，统一的多民族的明帝国已经建立了24年。按照太祖朱元璋天下初定，要像爱护幼鸟小树一样爱护民生的理念，经历战乱多年的黎民终于有了难得的休养生息。
　　然而，随着一道敕令的传达，庐山方圆几百里的静谧顿时被打乱，人们无法预料到，他们个人的命运即将被卷入一项浩大持久的皇家工程，而他们的家园——庐山的历史也即将被改写。这一切，全都因为一个他们从未见过、也少有听闻的仙人。

　　神秘的周癫仙人
　　这个虚无缥缈，云遮雾罩的神仙是一名叫做周癫的游方僧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故事，但远在金陵的洪武皇帝，坚称周癫在庐山修行期间，大施神迹，帮助自己打赢了和陈友谅的生死之战。
　　为了怀念这位倾力相助的神人，在洪武26年，皇帝决定为他造像，并在高入云端的庐山之巅，树立御碑。对于一个已经掌握权力达20余载的君主来说，为什么要在此时怀念一个人30年前的功绩呢？
　　为表彰这子虚乌有的天命所归，在遥远的金陵，优质大理石的石碑打造完毕，著名书法家詹希源手书皇帝《周癫仙人传》全文两千余字，由当时最优秀的工匠镌刻在石碑上。
　　为了让巨大的石碑能运到庐山顶，负责整个工程的内务府决定，使用附近州府的民夫，从山脚下的赛阳开始，到锦绣峰，修筑一条一直爬升到山顶的小路。这在庐山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运送御碑到山巅
　　今天，这条建成的险峻道路，有一个叫人胆战心惊的名字——九十九道盘古道。当年，它是进出庐山的第一条人工道路。今天，行走其间，视线不时被葱郁的灌木遮挡，不过，即便走过600个年头，当年的许多印记依然向我们提示着那段艰苦的开路岁月。
　　放在路边的大石上，明显地可以看到打钎的痕迹，文物工作者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当年筑路民夫弃用的一块铺路石……
　　在九十九道盘顶端，一块岩石上镌刻着“内府潘四修路”的字样。
　　历史学家基本认定，身为明朝内务府官员的潘四，正是当年修路工程的主要监督人。
　　在艰苦的工程即将告竣之际，受命监督的内务总管潘四，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他的心目中，他理应和这青山古道一起，被后世铭记。
　　在所有官方典籍和资料中，并没有关于当年修路人的记载和描述，不过，那些被役使的民夫们，是不是也在大山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呢？
　　带着这个疑问，庐山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从1982年开始，仔细考察了九十九道盘沿线的地貌，经过近30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六处和当年修路人有关的明代石刻。那些被风霜磨砺的刻字，是关于那些卑微生命的唯一记忆。 　　经历了近一年时间的突击劳作，御道建成，而新的难题接踵而来，庞大的御碑如何上山？诸多史料中，并无关于运送御碑方式的详尽记录，然而，后世的历史工作者，却基本认定，庞大的御碑主要是由人力驮运到山巅的……

　　碑在群山之巅竖立
　　对于习惯负重踏遍青山的当地男丁来说，这样极具挑战的任务他们也是第一次面对。
　　任务的第一步，是要在林莽中仔细挑选一棵质地紧密、强韧的大树，作为驮运御碑的负重主干。被当地人称为大龙的这根原木，是整个系统的中枢和集中承重部分。
　　运送御碑的负重系统，包括一根大龙，两根大牛，和八根小牛。在上路之前，经验丰富的山民要用绳索将所有部件紧密连接，绳索的分布实际上起到了分配重量的作用，而架龙高手们，自然知道怎样让驮运的同伴们更加轻省和高效。
　　1393年的一个清晨，四米高，1.3米宽，0.3米厚的御碑上路了。根据历史学家估计，当时整个庐山山麓的壮年男丁都被发动起来，轮流驮运这重达数吨的巨碑。
　　在苍莽群山中，驮运的队伍如蝼蚁般艰难行进。
　　整个工程从修路开始，到御碑被运上锦绣峰，历时近两年，明史上对此只有寥寥几笔描述，“太祖遣官祭庐山周癫仙立御制碑”，而参与民众多少，他们的命运如何，没有任何官方记载。
　　一块代表皇家最高威仪的纪念碑在群山之巅竖立，一个有情有义的开国明君形象也在四海之内彰显。
　　就在御碑落成的1393年秋天，战功卓著的凉国公蓝玉满门被诛，株连一万多人，史称蓝案。此时，跟随朱元璋征战多年，立下汗马功劳的一班文臣武将，已基本被他诛杀殆尽。
　　几年后，为御碑书写碑文的詹希源在为南京皇宫书写匾额时犯了忌讳，被斩首示众。
　　这个以日月光明作为国号的帝国，却以严酷和黑暗的专制压迫著称，它独创的厂卫制度，更是让人们闻风丧胆。

　　扩建巨大寺庙群
　　而与此同时，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继续向仙界施恩。
　　据历史记载，朱元璋为纪念周癫敕令扩建巨大寺庙群，寺庙落成开光之际，皇帝亲赐乌金太子像、象皮鼓、铜钟、铁瓦四件宝贝，以示隆恩。在庐山博物馆暗淡的地下室里，我们见到了出土于天池寺旧址的仅存的明代铁瓦，现实存在的文物确凿地表明，史书所言不谬。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还不够。庐山于他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或许是他在庐山脚下转败而胜，最终称帝的缘故；又或许庐山是他心目中可与上天沟通的地方；而锦绣峰和天池寺，云蒸霞蔚，具有让他的故事更为逼真的氛围，紧接着，他又加封庐山为岳，“爵以尊号，禄以秩祀”。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最高统治者们对于山岳的敬拜和尊崇古已有之，且绵延不绝，在中国古代人的世界观中，高耸入云的山岳一向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和代表。
　　明代的庐山，在皇室殊恩之下，与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享有了同等尊荣。从此，自春秋以来便有五岳之说的中国，又多出一岳，这就是庐岳。

　　加封庐岳的意义
　　很快，朱元璋下诏，命庐山脚下的南康的官员每年都要沿着九十九盘山路，登顶庐山，到天池寺躬祭。 　　今天的庐山，明朝遗留下来的古迹已经不多，不过，少数保存至今的明代建筑内，却留有一些耐人寻味的蛛丝马迹，让我们得以管窥当年的统治者们微妙的心理活动。
　　建于明代初期的天池塔，隶属于天池佛寺，不过，塔内部顶端的纹饰，却是典型的道教八卦图案，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让政权看起来更加顺应天道，朱明皇室抱着彻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皇家山岳——庐山上创造着一系列神话。
　　根据明史的记载，整个明朝，在庐山曾13次出现蛟龙腾空的记载。龙，在封建社会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庐山是否真有蛟龙，也许无据可考，但从这样的描述中不难看出这座山在那个年代所享有的无上尊崇。
　　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即位，新皇继承了父亲的江山，也承袭了先皇对于庐山的崇敬。
　　他即位不久，就下诏宣布把庐山天池为核心。“东至五老峰，南至白云峰，西至马鞍山，北至讲经堂”的广大区域，辟为皇家禁地，禁止任何形式的砍伐开垦狩猎，从此，庐山专属朱姓一家。
　　在此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因为这纸禁令，庐山的自然环境得到了宝贵的涵养机会。今天我们看到的青葱山谷，花香鸟语，也间接地受益于这漫长的山禁。
　　因为开国君王的垂青，明朝历代皇室都对这座大山眷顾有加。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笃信佛教，为了表示对庐山黄龙寺的尊敬，她亲赐藏经画卷以及镏金佛像等稀世珍品，以示皇家的器重。
　　为了报答皇太后的恩典，当地僧人特在黄龙寺附近的密林幽深之处，专建了一座石结构的亭子。亭中立有石碑，上面刻着皇帝亲自撰写的护藏敕和赞颂皇太后施舍佛经的文章，由万历朝重臣申十行亲笔题写。这便是著名的赐经亭。
　　三代皇帝的敕封，两座御碑的树立，让庐山在明代成为显赫一时的皇家山岳。在明代以前，庐山更多是为高僧名士，文人墨客所瞩目，明代以后，随着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高，庐山，已经开始成为华夏大地上一座政治名山。

　　政治山从明代开始
　　因为皇室的重视和仰慕，在整个明朝，瞻仰庐岳，成为文人雅士、上流社会的一种风尚，人们不远千里，纷至沓来。
　　雾绕庐山，是这里常见的景观。每到大雾降临，山中人往往不知身在何处，当明朝著名的才子唐寅走进庐山时，他遇到了同样的困惑。这年春天，投奔南昌宁王的唐伯虎敏锐的洞察到宁王朱辰濠造访的图谋，深谙政治规则的他，为了避祸脱身，不得已，只有装疯。
　　金蝉脱壳的唐寅，在回归故乡苏州的途中游历了庐山。迷茫大雾中，他写就了“匡庐山高高几重，山雨山烟浓复浓”的诗句。在如山岳般浩大，如浓雾般迷离的皇权世界里，看清前路与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7世纪中叶，明帝国的江山社稷遭遇了一场惨烈的动荡与震撼，皇土永固的梦终于惊醒了。1644年甲申，笃信天命所归的朱洪武亲手缔造的大明朝并没有逃脱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铁律，一个曾经浩大恢弘的帝国，大厦倾倒，烟消云散。
　　盛衰兴亡的轮回之后，历史又走回了离乱的起点。
　　而庐山，依旧在秋云冬雪中俯瞰社稷兴亡，静观世间沧桑。
　　中国人喜欢把天地自然看做有生命的实体，他们相信，万物的运行生息，人类社会的演进发展，都是天道使然。然而，一个个自命奉天承运的王朝却依次由盛及衰，灰飞烟灭。天道何在？天道又是什么？每代人都在思索和追寻。
　　明亡后16年，一个叫做黄宗羲的思想者走进了庐山。离开庐山后，他写下了《明夷待访录》，书中的第一章，叫做《原君》，皇帝是不是真的受命于天？王朝帝国盛衰的天道究竟在哪里？在经历2000余年皇权长夜之后，黄宗羲第一次画出中国人启蒙的问号。
　　又是300年过去，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中国终于看到了黎明的到来，而这里的人们也即将走出历史怪圈，作出方向性的抉择。
　　历经人间沧桑的庐山，今天已经成为游人如织的旅游名胜。游客们大都淡忘了这里昔日的荣光，而不老的青山，也依旧在亘古不变的云卷云舒中走过春夏秋冬，对于庐山来说，所有的事情，或许只是它经历的一个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