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17日，受胡先驌委托，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从北京来到庐山，勘察三逸乡及周边情况，为建造森林植物园选址。三逸乡位于含鄱口与月轮峰之间的谷地，秦仁昌见此谷地土壤良好，水源充沛，环境优良，不仅可以栽培不同的植物，同时可以利用地形的变化建造园林。秦仁昌回北京向胡先驌汇报勘察结果。胡先驌在给江西省农业院的报告中说：“敝所(静生所)技师秦仁昌前往踏勘，据云该地适于植物园之用，面积约一万多亩。谷底平地与缓地可供苗圃用者二千五百亩。土质肥沃，在庐山首屈一指。” 3个月后，中国第一个大型正规化植物园在这里诞生。
秦仁昌，植物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世界著名的蕨类植物系统学家。从事蕨类植物学研究６０年，１９４０年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
，对国际蕨类植物学界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其科属概念大都被世界蕨类植物学家所采用；１９７８年发表的新系统，形成了秦仁昌系统学派；１９５９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为其他卷册的编写起了典范作用，对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植物系统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仁昌，字子农，１８９８年１月１６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的一个农家。１９２５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林学系林科，获学士学位。２０年代曾任东南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助教、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讲师、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进修，在当时世界著名的蕨类植物学权威Ｃ．科利斯登生（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指导下研究蕨类植物分类学，在此期间他还访问了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标本馆，并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和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过。１９３０年曾代表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参加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回国后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植物标本室主任。１９３３年和其他中国植物学老前辈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学会，被选为副理事长。１９３４年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并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辗转流亡到云南，又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丽江植物工作站并任主任。１９４０年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的最大难题，当年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奖金。抗日战争胜利后至１９４８年到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森林学系任教授兼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９５５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华南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１９７９年以后一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顾问、《植物分类学报》主编。先后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１９５４年以后被连续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５７年为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１９５８年被聘为新疆综合考察队植物组组长，并赴新疆进行考察。１９５９年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长。曾被选聘为国际植物学会分类和命名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及蕨类植物学小组成员，被印度蕨类植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此外，他还出席过全苏植物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
立志研究，奋发学习
秦仁昌于１９１４年考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后，在校长陈嵘、教授钱崇澍的熏陶下，立志学习植物分类学。１９１９年农校毕业后考入金陵大学林学系，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毕业前两年就被陈焕镛教授介绍到东南大学任助教。那时现代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才刚刚传入我国，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中国的蕨类植物全是外国人在研究，包括英、法、美、德、意、日、俄、奥、瑞士等国的学者、军医、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等，涉及中国蕨类植物的文章有２５０篇，全是用拉丁文或英、法、德、日、俄等国文字发表的，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在国外，而我们的学校却连腊叶标本都没有。他决心白手起家，锲而不舍地把蕨类植物的研究工作搞起来。他希望研究蕨类植物的这一想法得到了陈焕镛的支持，并于１９２６年随同陈焕镛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查阅了许多标本和文献资料，更坚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信心。为了研究各国的文献，他努力学习外语，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和法文，还能阅读德文和俄文，他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并与外国学者和书商通信，通过交换、购买或照相等方式，搜集和积累文献资料，并采集标本。
赴欧洲进修和考察，收集资料一丝不苟
１９２７年他受聘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植物学技师。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１８０多年来外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及邻近国家（特别是日本、中印半岛和印度）的蕨类植物文献。但因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都保存在欧洲各国的标本馆内，许多问题在国内无法澄清，于是他决定要到欧洲进修和考察。在胡先骕的支持下，１９２９年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在当时世界著名的蕨类植物学权威科利斯登生指导下研究蕨类植物分类学。在学习期间，他和导师讨论并共同认为，当时世界流行的Ｄｉｅｌｓ和胡克两个分类系统都是不自然的，这一点可以说是秦仁昌１９４０年建立新系统的思想启蒙。其间他还经常与其他蕨类植物学家广泛交流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帮助，如美国的Ｃ．Ｂ．科泼兰特（Ｃｏｐｅｌａｎｄ）、Ｃ．Ｕ．摩尔通（Ｍｏｒｔｏｎ）、瑞士的Ｈ．克利斯特（Ｃｈｒｉｓｔ）和英国的Ｒ．Ｅ．霍尔通（Ｈｏｌｔｔｕｍ）等，奠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坚实基础。翌年秋，他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会上又结识了许多国家的植物学家。会后，为了彻底查清中国蕨类植物的模式标本，他又到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标本馆作了短期访问研究，查阅标本。最后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及大英博物馆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了发展中国的植物分类学，他查阅了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所收藏的全部中国产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以及邻近国家的蕨类植物标本，拍摄模式照片１８３００张，并作了详细记录，大量阅读了该馆珍藏的植物学名著和各种刊物，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经过几年的努力，自１７５３年林奈首次发表中国蕨类植物以来，１８０多年以来各国学者所发表的中国蕨类植物标本，除了一张存放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地下室无法找到以外，其余全部都被秦仁昌观察过，作了详细研究并写了笔记或卡片。这些宝贵的资料为产生他的新系统以及今天中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采集建园，功绩卓著
要研究好中国的蕨类植物就要充分掌握中国的蕨类植物标本材料。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８年他调查了江苏南京附近、浙江南部、安徽南部、湖北西部、青海、甘肃、内蒙古、广西及广东等地的植物，实地考察和采集了大量标本，探索蕨类植物的特性与生长条件，并对标本进行鉴定。１９３２年回国后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标本室主任期间，他将从国外收集的资料综合整理，结合自己采的标本资料，修定了他１９３０年编写的《中国蕨类植物志初稿》。此志的打印稿虽然一直未正式发表，但这是中国人研究蕨类植物最早的两本专著之一。全稿７０多万字，参阅了２８０多篇有关文献，记载了１１科８６属１２００多种中国蕨类植物，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蕨类植物专著，被永久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供国内外学者参考。１９３４年他被胡先骕派去江西庐山创建森林植物园，任植物园主任，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引种栽培了国内外植物７０００多种，并完成了约３０万字的《中国与印度及其邻邦产鳞毛蕨属之正误研究》一文，第一次清晰地阐明了这群植物的发育系统和亲缘关系，这篇专著中颇为新颖的见解立即引起了各国蕨类植物学家的重视，也为他日后在世界性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打下了基础。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科研停顿。１９３８年他辗转流亡到云南，他久闻云南植物惊人的丰富，一直想亲自去看看，正好趁此机会对云南植物调查一番。在云南，他又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充分利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有利条件，不畏山高水急、路险人稀，广泛进行蕨类植物调查和采集，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批珍贵的标本为他以后对那些以我国西南山地为分布中心的蹄盖蕨、鳞毛蕨、水龙骨等几个大类群的世界性研究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秦仁昌却在昆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困难在一个强者面前变成了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阶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立震动世界的《秦仁昌系统》
没有对中国植物的了解就不可能对世界植物更好地研究，没有对世界植物研究的了解也不可能更好地研究中国植物。经过多年的标本资料积累和对蕨类植物的外部形态、解剖结构以及生态环境的比较研究，他没有局限于前人之见，也没有局限于研究中国植物，而是对当时包括有全世界１万多种的“水龙骨科”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自１９３０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科属概念的重要文章以后，终于在１９４０年发表了“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大胆而科学地把１００多年来囊括蕨类植物８０％的属和９０％种的混杂的“水龙骨科”划分为３３个科２４９个属，清晰地显示出了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解决了当时蕨类植物学中难度最大的课题，在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后来被称为“秦仁昌系统”。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国际蕨类植物学界的重视和争论，有力地推动了蕨类植物系统学研究的发展，当年即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这个系统结束了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被胡克系统统治的沉默状况，使蕨类植物分类系统的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蕨类植物的新系统在国际上相继出现，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秦仁昌的一些科属概念，受到了秦仁昌系统的影响。例如，科泼兰特１９４７年发表的巨著“真蕨属志”中一些属的概念和自己１９２９年的“水龙骨科的东方的属”文章中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就是因为他汲取了秦仁昌的许多概念作为他的新思想的重要基础。５０年代以后，蕨类植物细胞学迅速发展，积累的染色体资料也证实了秦仁昌系统中的许多见解是正确的。
不懈地追求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１９４５年他被聘为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兼主任，还兼任了一些其他行政职务，对云南省农林业方面的发展提出了许多良好的建议。１９４９年后，他又兼任云南省林业局副局长，领导并计划云南省金鸡纳和橡胶宜林地勘察及育苗造林工作。在此期间，他仍坚持不懈地研究着蕨类植物，１９５４年发表了“中国蕨类科属名词及分类系统”，为当时全国各大标本室所采用。１９５５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调任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秦仁昌利用北京的优越条件把蕨类植物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对中国的蕨类植物研究的发展作了宏伟的新布署。为了使我国的分类学研究与世界上日趋发展的实验分类学同步，他认真研究世界上有关蕨类植物分类和进化的细胞学、配子体形态学、孢粉学以及人工杂交实验等最新的著作和文献，大力培养人才，招收研究生，率先开展结合蕨类植物分类的形态解剖和细胞学等实验研究，使我国的分类学研究从单纯的标本观察逐渐扩大到形态、解剖、孢粉、细胞、生态、植物地理、古植物和栽培利用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１９５９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长，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年轻同志的协助下于当年首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这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为其他卷册的编写树立了一个典范。按计划《中国植物志》中蕨类植物共五卷（第二至第六卷），到１９６４年，他已为其他四卷蕨类植物中的近三卷准备了初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他受到了冲击，但对于一贯酷爱自己事业的秦仁昌来说，他从来没有停止蕨类植物研究工作，仍然密切注意国际植物学研究动态，收集分类学、形态学和细胞学等各方面的有关资料，不断充实和修改自己的分类系统，于１９７８年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一文，使他的蕨类植物系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系统已为全国植物学界和各标本室所采用，１９８９年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秦仁昌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师。除了现在全国各地的蕨类植物学工作者都是在他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以外，他还培养了不少林业和植物学人才。为了使年轻的中国植物分类学工作者能更快成长，他翻译了８０多万字的《植物学拉丁文》一书，编译了《现代科技辞典》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植物学部分，组织和审改了《韦氏大辞典》植物学部分的译稿。他编写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的蕨类植物部分和杜鹃花科部分被广为使用，其中杜鹃花部分在美国已被译成英文本。６０多年来他共发表论文１６０多篇，出版专著和翻译书１５本。
秦仁昌是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是作出卓越贡献的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学权威之一。正如美国蕨类植物学权威科泼兰特１９４７年在其巨著《真蕨属志》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秦仁昌不知疲倦地为中国在科学的进步中赢得了一个新的地位。”秦仁昌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为中国和世界的植物学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作者：王中仁)
简历
１８９８年１月１６日 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
１９１４—１９１９年 在江苏省第一甲种农校学习林业。?
１９１９—１９２５年 在金陵大学林学系林科毕业，获学士学位。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 任东南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助教。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 任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讲师。
１９２６年 访问香港植物园标本馆。
１９２７—１９３２年 任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
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 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进修；访问了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标本馆，并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和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植物标本室主任。
１９３４—１９３８年 创建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并任主任。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 创建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丽江植物工作站并任主任。
１９４１—１９４４年 任农业部丽江金沙江流域国有林区管理处主任。
１９４５—１９４８年 任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森林学系教授兼主任。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年 任云南省建设厅农业改进所所长。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年 任云南省农林厅林业局副局长。
１９５５—１９７９年 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
１９７９—１９８６年 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顾问。
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２日 在北京因病去世。
主要论著
１ Ｃｈｉｎｇ Ｒ Ｃ．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ｒｎｓ ｆｒｏｍ Ｋｗａｎｇｓｉ．Ｓｉｎｅｎｓｉａ，１９２９，１（１）：１—１３．
２ Ｃｈｉｎｇ Ｒ Ｃ．Ｔｈｅ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ｒｎｓ．打字本，１９３０，４５０页，存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图书馆．
３ 秦仁昌．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一、二、三、四卷．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１９３１，１９３４，１９３５，１９３７．第五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８．
４ Ｃｈｉｎｇ Ｒ Ｃ．Ａ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Ｓｉｋｋｉｍ－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Ｄｒｙｏｐｔｅｒｉｓ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ｕｌｌ Ｆａｎ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Ｂｉｏｌ Ｂｏｔｓｅｒ，１９３８，８（４）：１５７—２８６．８（５）：２７５—３３４，ｐｌ．６—７．８（６）：３６３—５０７．
５ Ｃｈｉｎｇ Ｒ Ｃ．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ｏｌｙｐｏｄｉａｃｅａｅ’．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ｉａ，１９４０，５（４）：２０１—２６８．
６ Ｃｈｉｎｇ Ｒ Ｃ．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Ｋａｎ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ｒ Ｕ Ｓ Ｎａｔ Ｈｅｒｂ，１９４１，２８（４）：５７３—５９３．
７ 秦仁昌．中国的铁线蕨属以及邻邦有关种类的研究．植物分类学报，５７，６（４）：３０１—３５５．
８ 秦仁昌．原始观音座莲属的正误研究．植物分类学报，１９５８，７（３）：２０１—２２４．
９ 秦仁昌．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蕨类植物门，瓶尔小草科—条蕨科．北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１０ 秦仁昌．关于胡杨林和灰杨林的一些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自然条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１７３—２００．
１１ 秦仁昌．亚洲大陆的金星蕨科的新分类系统．植物分类学报，１９６３，８（４）：２８９—３３５．
１２ 秦仁昌．关于蹄盖蕨科的一些属的分类问题．植物分类学报，１９６４，９（１）：４１—８４．
１３ 秦仁昌，王铸豪，吴兆洪．海南植物志，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４．
１４ 秦仁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三册（杜鹃花科）．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４．
１５ 秦仁昌．中国现代蕨类植物地理分布概况——《中国蕨类植物孢子形态》第一章．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６．
１６ 秦仁昌．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植物分类学报，１９７８，１６（３）：１—１９．１６（４）：１６—３７．
１７ 秦仁昌．喜马拉雅—东南亚水龙骨科植物的分布中心．云南植物研究，１９７９，１（１）：２３—３１．
１８ 秦仁昌，武素功．西藏植物志，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９ Ｃｈｉｎｇ Ｒ 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Ｆｅｒｎｓ．Ｉｎｄｉａｎ Ｆｅｒｎ Ｊｏｕｒｎ，１９８４，１：４７—５０．
２０ 秦仁昌，邢公侠．中国植物志，第三卷第二分册，蕨类植物门，蕨科—水蕨科．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