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靖节先生本传，见于《宋书》、《南史》，及《文选》六臣注云：“渊、明所著文章，义熙以前则书晋年号，永初以来惟云甲子。”后之人无不侈称之，独宋学士濂考渊明本文，参以正史编年岁月，辩之曰：“陶集具在其题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皆晋安帝时所作。初不闻题隆安、元兴、义熙之号，若《九日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之句，《拟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句，虽未敢定为何年，必宋受晋禅之后所作，不知何故，反不书甲子?意所题甲子亦一时偶然，而后世傅会者皆妄耳。”是说也，辩而核矣，几无以复难之矣。然余于是又有疑焉者。盖自六伐迄今千馀年远矣，远则当以正史为据而已。按沈约《宋书·本传》载渊明义熙以后惟自题甲子。约生齐梁间，距渊明时甚近，其所著作岂后人能辨其讹，而约顾不之深考，其不合者一；又李延寿《南北史·本传》亦载耻事二姓，惟自题甲子之语。延寿之书，温公谓之佳史，何所载他事与五代诸史间多牴牾，而渊明之事独无异辞，其不合者二；或曰渊明介而和者也。今按其年谱，宋永初二年(421)有《王抚军座送客诗》，其题亦不削宋之官号，则自题甲子之说疑妄。然渊明《述酒》之诗不云乎“平王①去旧京”，“山阳归下国”，伤时悼国之意昭昭焉。则年谱又安知非赝耶?夫韩亡秦帝之诗，不能免于元嘉右文之主③，而谓渊明永初之时，能无顾忌于呆雄之刘裕?则或藏本与竹世者互异，而世远不及见，是未可知也。又或渊明大书特书无所假借，而诸子俱祸，代为改窜，如孙盛诸子予《晋阳秋》之类几是未可知也。或曰：“子之说以《宋书)、《南北史》为据矣，然《晋书·本传》不载自题甲子之说，子何信《宋书》、《南北史》而不信《晋书》耶?”予应之曰：予之说，非独与《晋书》龃龉也，《晋书》虽成于唐初房、许⑤诸臣，实本之何承天⑥等十六家之书，是其人有与渊明同时者，或虑抵触时禁而不敢详载其事，唐初诺臣遂因之无所增改，亦未可知也。夫唐之颜平原⑦、宋之黄庭坚、秦观皆博学好古之君子也，而其所称说无异辞，况两见之正史，而尚疑后人之傅会耶?夫自题甲子之说，不足为渊明轻重也，独叹后世志节之士，生而值革命之世如渊明者，其文章或潜匿不出，或改窜以传。苟后之学者不力为表章而加之辩挚，则其湮灭无闻者比比。故为分别而论之如此。

     桑乔曰：谚云“其迹弥近，其心弥远。”渊明虽忠晋，然善自藏，含曜不舒，以酒为名。首阳为洁，柳下为容。真不益俗、和不失身。躬耕仁食，其适但天。旷怀独往，光景俱泯矣。

     《豫章诗话》载蔡宋之《碧湖杂记》曰：“五臣注《文选》，谓陶渊明诗自晋义熙以后皆题甲子，后世因仍其说。独治平中虎丘僧思悦编渊明诗，辩其不然。其说曰：”渊明之诗题甲子者，始庚子(400)迄丙辰(416)，凡十七年，皆晋安帝时所作，至恭帝元熙三年庚申岁(420)宋始受禅。自庚子至庚申盏二十年，岂有宋未受禅前二十年耻事二姓而题甲子之理。‘曾裘父诗话亦信其说。以余考之：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晋氏不绝如缕，得刘裕而始平，改元义熙，自此天下大权尽归于裕。渊明赋归去来，实义熙元年(406)也。至十四年刘公为相国，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420)惮于宋。观恭帝言曰：“恒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详味此语，则刘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渊明自庚子以后题甲子者，盖逆知其末流必至于此，忠之至义之尽也。思悦、裘父殆不足以知之。”章（郭子章，编《豫章诗话》者)谓蔡氏所说不过甚言渊明之忠耳，以史与集考之，实不其然。庚子晋安帝隆安四年也，壬寅改元元兴，丁未改元义熙。癸卯桓玄始篡位，已未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庚申刘裕篡位，改元永初。当庚子年刘裕始戍句章，桓玄未篡，裕未得政，渊明何以不书年号，止书甲子耶！又考其集，庚子以后题甲子者诗也，其《祭程氏妹文》“维晋义熙三年(407)五月甲辰”，又何尝不题义熙耶?义熙三年丁未也，岂以庚子不题，至丁未又题义熙耶?秦少游曰：“潜所著书，自义熙以前题晋年号，永初以后但题甲子。”斯亦近似，但集中诗文亦未尝如此分别也。总之，渊明心在晋室，亦何必问年号之题不题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