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年间，18岁的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为了潜心学习，在庐山选了一个僻静之地隐居起来埋头苦读，这一读就是15年（公元785——805年）。史载，李渤在庐山隐居其间养了一头白鹿。这鹿竟通了人性，李渤出行，无论是游山还是访友它都相随左右，有时还能为李渤传递信件和物品，因此，人送李渤为“白鹿先生”。他住过的地方，也被人称为“白鹿洞”了。后来李渤到底还是出山当了官，巧的是长庆元年（827年）他又被任为江州刺史。阔别20多年，李渤没有忘记在庐山度过的他一生中最美好年华的地方，于是进山修葺了他隐居读书的旧居，并广植花树，增置亭榭，蔚然成为庐山的一处名胜。

　　除李渤兄弟外，唐代在庐山隐居读书的名人不下数十，其中有名的是“山中四友”——杨衡、符载、崔群和宋济。他们出山后都成为名士或高官，崔群后来还当了宰相。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各处学堂纷纷关门，学子们便逃到庐山避难、隐居读书，蔚然成为风气。南唐国主因势力导，任国子监李善道为白鹿洞洞主，聘山长辅导生员，在原李渤读书的地方建立书院，取名为“庐山国学”。北宋平定天下后，才改名为白鹿洞书院。

　　宋代是一个理学盛行的时代，又出现了大儒朱熹等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招来生员数百人之多，从而使白鹿洞成为我国古代为数不多的著名书院之一。这所书院后来虽经元初明末等几次劫难，但经几次大修重修，到清康熙间，计有生员号舍60余间，讲学活动到清末戊戌变法才停止。

　　当时在庐山北麓的莲花峰还出现了大儒周敦颐创办的濂溪书院。周敦颐原本家住道州，因家乡有一小溪名濂溪，就把书院附近莲花峰的一处溪水也看成了濂溪，可见他对庐山的热爱。

　　宋代以及明清，官府还给书院划出一定土地称为“学田”，山长（院长）可以像地主招租那样招人耕种收租以供学院正常费用。于是那些失意的文人和下野官僚们，都喜欢到书院过着养尊处优、半讲学半隐居的生活。而他们所教的生员，则大都抱着待价而沽、出仕为官的念头。所以，大约从宋代起，庐山的隐者风气就有些变味了。

　　元末因为战乱，庐山出了一位传奇隐者名叫周颠。他原本是一个疯和尚，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他在南昌行乞，口唱“太平歌”，称朱元璋当有天下。朱元璋将他招至军中，助其打败陈友谅，后竟辞去归隐庐山不出，庐山上那闻名遐迩的仙人洞就是周颠的隐居处。待到朱元璋平定天下定都南京，使人招其入朝，却听说他已乘白鹿升天，于是朱元璋亲手为他写了一篇《周颠仙人传》。今天，当我们游庐山仙人洞时，可在锦秀峰前看到一座御碑亭，亭中即朱元璋所写的仙人传。这让我想起了出身小吏的刘邦斩白蛇起义，自诩为“白帝之子”的典故，他无非是怕自己登上皇位名不正言顺而编造这一神话罢了。朱元璋和周颠一样都做过乞丐和尚，编出这样的神话也同样是借“仙人”的光。周颠虽真有其人，事情却很虚幻，难免存在朱元璋为自己脸上贴金之嫌。

　　独处江汉腹地，庐山却像一叶扁舟，虽经历朝战乱的狂风巨浪，但这小舟却如躲进安静的港湾一样，没有受到多大的颠簸，也许这正是隐士们视它为世外桃源、人间乐土的原因。不过到了清末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闯入中华大地，这片乐土就被洋人破坏了。

　　最先染指庐山的是俄国商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俄国商人见庐山北麓龙门山南的九峰寺附近树木葱郁，又有短瀑悬流，气候清凉、风景极佳，就迫使九峰寺僧人汇东和尚租借僧舍园地给他们避暑，为期40年。接着，英国传教士李德立步其后尘，也窜到九峰寺来盗买山场，后来又转上山顶，在牯牛岭一带大肆强租土地占山场，兴建别墅，招各国商人居住，收取丰厚租金。美、法等国牧师、商人看了眼红，也涌上庐山强租土地建房。结果可想而知，到北伐战争前的1925年，牯牛岭竟出现了一座拥有600多栋别墅的山中城市。这些别墅大都是欧式风格，并且很少重样，看起来赏心悦目，使它成为与山东青岛八大关、厦门鼓浪屿并称的中国三大“万国建筑博览园”。

　　这些外国佬在山上雇用不少保镖、巡警，荷枪实弹来保障他们的安全，对上山的中国人严加盘查，一下子打破了庐山的宁静，更打破了中国的隐士梦，从此庐山就再也见不到隐士了。

　　1927年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九江、汉口，工农群众强烈要求收回英租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