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女性，而在这少量的女性中早就有了赛珍珠这个中国式人名，但作为一个专业的西方文学研究者和中国文学的爱好者，却从来没有把这位真正贯通中西的女文豪纳入自己的视野。每当想把目光转向她时，仿佛就听到一个有威力的声音在提醒：不值得关注！而由于这个声音的覆盖，我们几乎看不到她的作品被翻译出版，同行们写的有关史书中亦不见她的名字。于是许多人跟笔者一样，久久处于对她的无知状态。
人们都说庐山以多雾闻名，但这次恰恰是在庐山使我拨开眼前的迷雾，看到一个真实的赛珍珠。多亏庐山国际写作营的接待部门把我安排在“一号别墅”下榻。出了别墅院门，跨过马路便是一组专供游人参观的“老别墅故事”景区，其中就有赛珍珠的别墅。但头几天我不知道它的性质和内容，故未去问津。一天午饭后，我正要回宿舍休息，台湾诗人罗任玲女士问我要不要听听这里面的故事，其中还有赛珍珠的呢。这使我眼睛一亮，一种久违了的感觉，马上使我意识到：沈从文、张爱玲之后看来还有人被我们所忽略，应该赶紧把她拉近距离看一看。于是马上买了两张价格不菲的门票。
赛珍珠别墅位于这组别墅群的最后面，也是最高处。因此按照参观路线，我们最后才进入这幢房子。它坐南朝北，依山而建。故前面看去是二层，后面只有一层。近旁有一口水井，井下仍有水，只是废弃了。站在二层柱廊里朝北看去，发现它正好与我暂住的别墅位于同一条南北直线上，相距仅约150步之遥！原来这是身为传教士的赛珍珠父亲赛兆祥购置的一处私产。出生后三个月就被父亲带到中国的赛珍珠，从小就经常随父亲来庐山避暑或度假，“每年六月，当秧苗从旱地移栽到水田的时候，也就是去牯岭的时候了。”“牯岭”是庐山的主要小镇。这是刻在赛珍珠脑子里的难忘记忆。甚至她的初恋和第一次蜜月都是在这个蕴有深厚文化富藏和世界级自然景观的圣地度过的！
展室里最令我感动的是那尊赛珍珠的蜡像：她正坐在一架旧式打字机上打字，那种精神饱满，全身心投入的样子，立刻让人看出她正处于灵感泉涌、心潮澎湃的状态，恨不得一口气借助这架机器把它们倾泻出来！原来，在国内外她到过的名山胜水中，她尤其喜爱庐山，以致后来“我每到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它和庐山相比较。”1922年的夏天，她带着孩子又一次来到庐山。庐山那独有的景色和凉爽又一次撩拨着她的情怀，并在一天的下午终于冲开了她的才情的闸门，不由得郑重地向人宣布：“就从今天起，我要开始写作了。我终于要动笔了！”她的处女作《也说中国》就这样在这座石砌的小楼内诞生了，此后一发不可收。其实，这尊蜡像的情状，又何尝不是她一生写作精神的写照。不然，这位天生丽质、物质优裕的女性，尽管常在中美两国间来回奔波，尽管为独女的脑残备尝痛苦和艰辛，加上战乱的侵袭，她一生中怎么能写出116部(一说85部)著作，其中包括四十来部长篇小说，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戏剧、诗歌、政论等作品？这说明，她一生中几乎把她可利用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精神世界的追求，而没有把它消耗在一个美貌女人容易蹈入的物质享受的浮嚣生活之中。仅凭这一点，她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了！罗任玲女士显然看出了我的激动，命令我“站好！”拍下了我与赛珍珠的合影。
在赛珍珠81岁的生命中，将近一半都是在中国度过的，而且都在她的前半生。这个生命阶段正是一个人形成他的精神气质、思想情操和基本人生观的决定性时期。你看，她时而安徽，时而江苏；在那里读书，在那里执教。正是这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水土，成为了滋养她成长的乳汁和才思的源泉。而传导的中介，首先是她幼年的保姆，那位来自土地的农妇。她质朴而勤劳；贫穷却充满对生活的信心，在她家一呆就是18年！是她最先教会她走路，学会中国话，用一个大地“保姆”的眼光教她看土地，看社会，看世界。后来她写道：“我最初的有意识的记忆，就是关于它的人民和它的大好河山。”并讲过：世界上最美的人是中国人，最美的地方是中国农村的田野和村庄。直到她回美国(1934)后的1938年，在诺贝尔奖的奖台上她依然动情地说：“假如我不为中国人讲话那就是不忠实于自己。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这么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把中国称作她的“父国”，把美国称作她的“母国”。尽管她在“母国”生活的时间略长，但纵览她一生的创作，多半是以中国为题材的，她把关注点投在农村，更见出她的战略眼光，而且基调基本是健康的。尤其那部先后给她带来普利策奖和诺奖的代表作《大地》，其男女主人公并不是被贫穷和苦难压倒的消极形象，而是勤劳、节俭、没有丧失生活信心、甚至还有奢望以致发迹为地主的进取者形象。因此该书乃至她的大部分作品对众多的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前总统尼克松曾称她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无疑是中肯之言。
可能我们有的人太执著于粉饰性描写了，对于真实性描写总爱用“丑化现实”的贬语相加。如果是一个“丑化”中国现实的作家，她对中国和中国人如何爱得起来？但赛珍珠即使回美国后依然回忆说：长大以后“无论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与中国人相处，都亲如同胞。”她还说过：“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而且她深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尤其当她看到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团结抗日的决心，她“感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钦佩中国。”她发表演讲，强烈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并四处募捐。即使到了晚年，她依然重申：“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甚至在1972年她想以记者的身份随尼克松访华的热烈要求遭到拒绝以后，她仍然义无反顾地最后在自己设计的墓碑上只刻上“赛珍珠”三个汉字，以示她难以割舍的“父国”情结。
赛珍珠的作品被译成上百种文字，成为人类智慧的一部分。身为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她当然拥有发表独立见解的权利。她的某些声音不管我们爱听不爱听，都应得到尊重。因为我们不爱听，未必意味着人家不正确。其实我们以往“爱听”的某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也一个个被我们自己否定了吗？须知，作为一个有传教士家庭背景的作家，她之所以放弃美国的优裕生活，而选择较贫穷的中国为其第二故乡，她是以“博爱”的信念为支撑的。因此她的作品有许多是为儿童写的。而她把《水浒传》译成英文后，改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难怪早就想为赛珍珠“翻案”的已故诗人徐迟留下这样两句铭语：“她写得不比我们最好的作家差，但比我们最好的作家写得多得多。”他甚至称她为“我国的一位可敬又可亲的朋友”，并追悔我们长期以来对她的“不够朋友”。切中肯綮！
在展室里流连忘返越久，心情越沉重，越愧疚。特别是想到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当年以80岁高龄想回“父国”最后见一面而四处奔走终遭拒绝的时候，她该是多么不理解和难过啊。此后只过了一年她就患上癌症而永远离开我们了，而我们却一无所知！此刻我恨不得把展室里所有能买到的她的或关于她的书籍都一股脑儿买下来，以弥补此前对她的无知，并据此写一篇短文，作为对她的追补性的悼念。可惜能买到的只有两本：刚出版不久的《大地》和别人写的《大地的女儿——赛珍珠》。当然我把它们都收入囊中了！ (叶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