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旧址

     庐山会议旧址位于中国江西省庐山牯岭东谷长冲河畔、掷笔峰麓的火莲院。这座建筑原名庐山大礼堂，为传习学舍会议礼堂，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兴建于1935年到1937年。

      位于牯岭东谷掷笔峰麓。松柏茂密，溪水潺潺，环境优美。原是蒋介石在庐山创办军官训练团的三大建筑之一，于1937年落成，名庐山大礼堂。解放后改名“人民剧院”，外表壮观，内饰华丽。1959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和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均在此召开。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三次重要会议。现在，这里已辟为庐山会议纪念馆。里面保存着当年许多珍贵的实物、照片、材料和根据纪录片制作的录相片，供游人观看。 右侧不远处的“庐山大厦”为外观4层、内有6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原为国民党军官训练团的中下级军官住所，正面额上原有蒋介石题写的“庐山传习学舍”六个大字。位于会址和大厦中间的一座宫殿式建筑即为1935年落成的庐山图书馆。

历史沿革

      庐山会议旧址楼高2层，耗资20万元，设计师为高观四 
      1949年以后，改为庐山人民剧院。毛泽东曾经在此主持过3次重要会议：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和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1980年代以后辟为庐山会议纪念馆，保留1970年时的会场布置。1996年，庐山会议旧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
      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已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