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之下，被迫检讨

　　毛泽东的讲话，使彭德怀等人不得不让步。在接下来几天的小组会上，他们分别作了检讨。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主席讲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这里明白说出，只能检讨，不能辩驳。现在的形势，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只有采取最大的忍耐，使他自己慢慢转过来……”

　　黄克诚在7月26日作了检讨。他说：“自己19日发言的缺点，还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的缺点，而在于对当前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听主席的讲话，受到极大的、深刻的启发和教育。去年具体工作中的那些缺点，应由全党来负责，绝不应该由主席负责。”

　　关于彭德怀的信，黄克诚说：“上山后，才看到彭总的信。对信中所述意见的错误性质认识则不明确，没认识到其思想只是当前开始露头的右倾代表性，总的精神是错误的。”

　　谈到自己犯“错误”的原因时，黄克诚说：“自己在思想方法上有一个极大的毛病，一个问题或一件事物到我面前的时候，常常把困难和不利方面想得多，对有利方面想得不够，因而在实际行动中，常常谨慎有余，进取不足。这也是对党内发生某些‘左’的现象比较敏感，对右倾偏向嗅觉不灵的重要原因。”

　　按常规，在黄克诚他们承认错误后，批评和斗争就该结束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7月26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这条指示与《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一起，使得7月26日成为庐山会议的又一关节点。此后，对于黄克诚等人的批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