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但是，处在庐山这座政治舞台另一端的彭德怀，个人感觉和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他在《庐山笔记》中是这样记述的：“7月23日，毛主席给了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所有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这就是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军阀主义、大国主义……有些打了好几次，打得遍体伤痕，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据我看，你这一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本文摘自《彭德怀全传》 作者： 彭德怀传记组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毛泽东是8月21日回到北京的。

8月19日下午，毛泽东离开庐山的时候，曾受到江西省委领导和一大群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工作人员的鼓掌欢送。当时，他心情开朗，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

在庐山的50多天中，毛泽东又像是指挥了一场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伟大战役。他批阅了成百份由秘书事先做好标记的会议简报、发言摘要、典型材料和由全国各级党组织或个人写给他的书面报告。他没日没夜地找各协作区的负责人和各类代表人物到“美庐”来谈话，听取他们的汇报和建议，向他们交代政策和策略。为了让会议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他的意志，他查阅一摞摞的有关书籍，苦思冥想，常常从深夜工作到朝霞染红了窗外的松林。现在“战役”总算胜利结束了。情况正如10多天前他曾对人说过的那样：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晴天！

毛泽东认为他不仅仅取得了一次政治上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总结方面也创造了新的成功经验。对毛泽东来说，庐山会议无疑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又一辉煌篇章。

但是，处在庐山这座政治舞台另一端的彭德怀，个人感觉和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他在《庐山笔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7月23日，毛主席给了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所有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这就是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军阀主义、大国主义……有些打了好几次，打得遍体伤痕，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

“据我看，你这一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形。”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的衔接和转变是正确的，一整套建党建军的原则是正确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尖锐武器，总之，(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论者。但是，你这次犯了一个比较严重一些的个别错误。照你自己的话说是热多了一点。促使这热多了一点的原因，是一穷二和全党缺乏经验所致。”

“你这次站在左的倾向方面反对所谓右倾，而不是反左防右，把(应)反对的主次颠倒了。结果不是促使波浪式的跃进，而(是)将要促使大马鞍形的出现。这种形式(势)在1959年不易暴露出来，因为原材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有些库存，当这些库存用到最后一点时，这种大马鞍形势必暴露。粮食不足，市场紧张情形会比现在要严重得多。党和毛主席的威信都可能受到暂时的影响。这是我的看法，可能有些右倾，等待事实证明……”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尽管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厉的批判，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当时形势的冷静分析；尽管受到了毛泽东极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如过去一样，对毛泽东充满了敬仰爱戴之情。

无情的历史已经证明，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发动的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他晚年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这一错误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比当时彭德怀所预计的还要严重得多，其影响要深远得多。

政治上，庐山会议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对党内团结，和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带来了无穷后患。

从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便在阶级斗争和对经济建设问题的认识上，开始发生“左”的失误。在对右派的反击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并在理论上修改了“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庐山会议在肯定上述论断的同时，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由社会转向党内的错误观点。从这个错误论断和唯心主义的阶级估量出发，庐山会议不仅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同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恶劣先例，而且把这类阶级斗争理论化，使之成为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指导方针。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曾在一个材料上作过一段著名的批示：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的重点不再是地、富、反、坏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而是党、政、军机关。运动发起之后，全国上下到处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揪“小彭德怀”，揭发所谓“反党集团”、“俱乐部”等等，斗争锋芒指向党内大批实事求是、体察民情、敢于为民请命、肯说真话的党员和干部。数以千万计的优秀分子、有识之士受到批判、打击和组织处分。不同的声音、正确的意见受到压制，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许多地方搞得人心惶惶，互相戒备，言路阻塞，万马齐喑。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民主生活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党内团结状况是良好的，而庐山会议在这些方面是一次大倒退。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在党内外迅猛地发展起来。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的发展，如同魔鬼的两扇翅膀，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正是借助于它而腾飞起来，窃踞高位，而把新生的共和国推向了十年动乱的灾难深渊的。

庐山会议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庐山会议中断了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的进程。随着“反右倾”运动的猛烈开展，“大跃进”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政策上的“左”倾错误，被重新加以肯定，当作正确的东西，在我国建设工作的各个领域内更深入、更广泛地蔓延开来。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的正确意见被视为“右倾保守”加以批判；否定经济核算，反对利润挂帅，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穷过渡”等等“左”的错误口号和错误做法，在“保卫三面红旗”的名义下，被当成最革命、最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大加宣扬，在国民经济已经百孔千疮险象环生的情况下，重新掀起了“持续跃进”。结果，生产指标一加再加，局面失去控制，“共产风”、浮夸风继续发展，基层干部的盲目蛮干、强迫命令之风愈演愈烈。钢铁生产的畸形发展，国家财政的过高积累，挤了农业、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粮食匮乏，市场紧张，民气大伤。由于粮食短缺，群众中疾病流行，非正常死亡急剧增加，国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到1960年底，毛泽东才不得不下令停止“大跃进”。但“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已成定局。当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脆弱的国民经济已无力承受，危机终于爆发，中国人民被推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

但是，这一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而是在付出了重大代价之后被迫停下来了。毛泽东的美好理想受到了严重挫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召开了庐山会议。通过庐山会议，毛泽东不是要改变他已为实践证明错了的方针，而是要维护他的理想，打算继续更好地“跃进”。

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确实曾多次提出要“降温”，要“压缩空气”，中央也曾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但是由于受种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毛泽东对“大跃进”中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是很不足的，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是不彻底的。最早指出情况的严重和措施不力，并对此提出批评的，就是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尽管今天看来，彭德怀在“意见书”中提出的问题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很有限，但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它高于当时其他中央领导人对问题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容忍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