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家官方网站青岛新闻网上，看到一篇题为《1961年庐山会议为何不公开报道》的新闻评论，无作者署名，发表时间是2005年11月9日，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回答:

 

中共中央曾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和教育等重大问题。可是，这样重要的会议，很长时间却没有公开发布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呢？

 

1961年8月下旬，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没有按期赴会报到。会议秘书处挂长途电话催他尽快赶来开会，这一电话内容被泄密。就在会议举行翌日，台湾当局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商议解放台湾的消息。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坐立不安，派了几批特务赴大陆刺探虚实，其实，会议没有半点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深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当时采用的大概是“虚张声势”一计吧。

 

既然这条信息已在官方网上传播，也就表示已不在保密范围之内，虽然尚有待正式文件佐证，但已可公开备此一说了。

 

按前文所述，从毛泽东身边不告而别的行为，陈伯达是有“前科”的。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陈伯达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有一天，毛泽东要起草文件，却找不到陈伯达了。据《陈伯达其人》记载:

 

“陈伯达哪里去了？”毛泽东问机要秘书叶子龙。

 

“他搬走了！”叶子龙答道。

 

“他搬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又问。

 

“搬到大使馆去了。”叶子龙答。

 

“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呀！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毛泽东显得非常不高兴。他要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

 

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回来。陈伯达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十六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

 

“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望着毛泽东愠怒的脸，陈伯达知道事态已相当严重，赶紧向毛泽东赔不是，作了检讨。

 

毛泽东在陈伯达作了检查后，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过，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从此留下不愉快的阴影。

 

这段描写十分生动，有纪实文学笔调，但可相信不是虚构。师哲是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中有专节详细记载陈伯达随同访苏活动，却没有不告而搬一事，只提到“毛泽东确实说过陈伯达‘老鼠搬家’，但我不清楚指的什么”，想即指此事，但他不得其详。叶永烈这里所写，应是得之于当时在场的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口述回忆，并向陈伯达本人求证。正如作者最后所说，毛泽东虽然对陈伯达有所不满，还是要用其所长，留在身边。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忘乎所以，旧病复发，又一次不告而行；但毛仍容忍在心，继续留用，甚至1966年还大用特用，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进入中央常委，排名第四位。直到1970年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把他拿下来”（毛泽东语，见《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坠为阶下囚。这让人怀疑，是不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从陈伯达与毛的关系和陈的起落，可看到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或驭人之道。所以，《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关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逃会获谴的一段文字，应该得到重视，说明陈伯达以及同他一样的人，平日一举一动，都在毛的洞察之中。陈伯达的悲剧在于，即使晚年服刑放归幽居的日子里，他还不知错在哪里，他对儿子陈晓农说:“我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我？我又没有得罪他。在他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在庐山说他是天才，那也是说好话嘛，紧说好话也不行？”毛泽东曾告诫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毛泽东传1949—1976》）陈伯达缺少的正是这点“自知之明”。